青春虚负（一）

潘渭河

2022年7月25日

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方文馨穿着一身刚领到的草绿色兵团战士服，背着捆得方方正正的铺盖，提着一个大旅行袋，在兵团司令部大门口左侧的兴凯路上，乘上了一辆通勤车，正兴致冲冲地赶去153农场报到。这意味着，她长达一年半时间的流浪生活正式结束了。分配至153农场的决定，前天就已经通知她了。

方文馨的父亲方仲元原是一家报纸的总编。由于对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表态消极，1966年6月8日被报纸点了名。

从那一天以后，方文馨就再也没见过她的父亲。这一天也成为方文馨文革苦难生活的开始。

方文馨的母亲是一所高校的统战部长。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以后，方文馨的母亲也靠边站了。

父母亲都被打倒以后，方文馨从原来的住处搬到了一间石库门弄堂里的亭子间居住。

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要方文馨参加学习班，揭发批判方仲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母亲单位的造反派也要方文馨参加学习班，提供揭发批判母亲包庇牛鬼蛇神的材料。

1967年11月2日，方文馨在原区委党校举办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里学习已经有2个月了。听学习班的领导说，这一期学习班即将结束。

下午2点的时候，她走进了办公室。把学习班布置学员写的揭发父母的材料，交给一位穿着绿色军服，戴着宽边近视镜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是她父亲报社的一个造反派头头。

他把材料在办公桌上摊开，俯下头去看了一会。

突然，他抬起身子，猛地给了方文馨一个巴掌。

那时，方文馨正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一边，毫无防备。顿时，被打的那半边脸颊火辣辣地疼痛，眼睛里直冒金星。

打人者面目狰狞，用手指着桌上的那叠材料说：“你就写了这点东西？你和革命群众相对抗，只有死路一条！”

方文馨知道，那叠材料上，她只是抄录了一大堆报纸上的社论文章凑合而成。关于揭发，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爸爸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正是这句话，把这个造反派激怒了。但这是她的心里话。难道写句心里话，也犯了死罪？

她知道，申辩不仅无用，反而对她有害。她只好强忍着内心的愤忿，离开办公室，照常参加学习班的活动。

学习班实行军事化管理，晚上9点统一熄灯。宿舍里终于静了下来。方文馨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她先是从枕头下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借着表针微微闪耀的青色莹光，她用双手反复地揣摸着手表的表面，凝听着手表发出的嘀嗒声。方文馨想妈妈了。

妈妈被造反派带走的那个上午，借口临行前要给女儿叮嘱几句话，凑到方文馨跟前，悄悄地从手腕上取下表，塞到女儿的内衣兜里。

妈妈说：“文馨呀，好好地过。等我回来。”

妈妈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后，就转身走了。从那以后，方文馨有半年多没见过妈妈。

想到此，压抑了很久的泪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潮糊糊地，将头发粘在了枕巾上。

方文馨从床上坐起来，掏出一块手巾，抹去脸上的泪水。

怎么办？方文馨在内心里问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