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秀海坪张家大院流传一个笑谈故事，时至今日余音不减。事由张氏家族篾匠张纪文用竹篾编制精美的秀才顶子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一次他却得意洋洋、兴致勃勃赶来参加大院九秀才中元节祭祀祖宗活动。恰被贡生，族家长哥张玉清，一烟杆打在篾制顶子上，并气愤的吼开了“乱七八糟，侮辱斯文”。张纪文面对族众顿感识羞，颜面扫地，一趟子溜之大吉。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其背后却蕴藏着时代不尽的社会内容。

   千多年来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一直延续明清末年，由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浸透了全社会。秀海坪自古就非常注重文风培植建设，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文风大展，相继有九人考中秀才，就有了“一楼门关九顶帽子”之说，在广元东路文化发展史上大放光彩，在他们的影响下，秀海坪的科举生员（增广生、廪膳生、俯学生），国学监生犹如雨后春笋，大大促进了秀海坪文化大发展。

  清代考中秀才后按规定第一件事就是换装服饰，是一种特殊形象的标志，秀才装全套为绸制，蓝色，俗称“蓝衫”，正中前后开衩，圆领、马蹄袖、束以腰带，外罩套子，对襟、开胸、礼帽为深边中间凸起，正中嵌一黄铜制、枣核形的白塔尖，叫做“顶子”，脚穿长筒靴。当下考上秀才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因此，每一个秀才都要都自家的祠堂、家庙和祖坟上祭拜，告诉祖宗自己得中的好消息，感恩祖宗阴德惠及。祭祖的时候，新秀才们每年中元节、春节都必须要隆重穿上秀才规制的那套行头，以示尊重。国家也非常重视秀才，规定秀才可免除丁税、徭役，可以参加诉讼，诉讼时见官可以不跪，不能用刑等权力。但是在那个知识还能被当做荣耀的时代，秀才服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的，一旦被举报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史上据记载，清代一位县衙的办事员，因为出身被限制不能参加科举，但他又无比渴望能成为一个秀才，于是偷偷地穿上秀才服，结果被上司知道后，处以重罚。因此秀才服饰既显示了外表的庄严，又体现内在的学识，故随便穿戴服饰既违反规制，还大有侮辱圣贤之嫌。

  秀海大院每年节期自然就秀才整装列队，恭敬大院中堂前祭拜祖宗，故就有了张纪文到场戴上自编秀才帽被长哥，贡生，原利州学正堂张玉清（ 张继文）打走一事。

  张纪文为何要自编秀才帽入列参拜，是有意捣乱，还是另有玄机。就此笔者为张纪文作了深刻细致的追踪考察、探索、走访、了解。认真剖析故事的原委，对事物的前后及因果关系作了全面分析，让故事的本来面目更加清晰，以还原事物的真相。这话还得从张氏家族在秀海坪的发展说起。

  土溪沟第五代孙张现宗于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迁居秀海坪不足二平方公里的漫坡荒地，与赵姓说约分地段在此繁衍生息，开疆辟土，垦地造田。百年发展人丁兴旺，第十代孙“全”字派就发展10男多女（因古谱未记女孩，故不知详细数字），十一代孙“文”字派发展23男数女，第十二代孙“怀”字派就发展男50数女。由于人口猛增，族人开枝散叶，急需增地建房。秀海坪的土地资源、祖居房舍就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第九代孙长房张应、张和已有了房基。次房张玺、张琮弟兄俩因各有四子，称为“八大房”，开始规划建造房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就规划秀海大院基地，张玺四子居东，张琮四子居西，逐步发展修建。当下张琮第三子张全选幼读诗书，“弱冠”之年婚配独柏树何登魁之女，生下张春文和一女后早逝，又相继娶杜君，连续生下三男张刚文、张绪文、张纪文。幼少入学，逐渐成人。张全选膝下四子几女，虽何君勤俭持家，造田建房也难维持儿女生活。儿女均出生于同治、光绪年间。熟知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愈益贫穷落后。时下秀海坪也正在起步发展之中，人口增长过快，人们的衣食住行学受到严重制约，因而困苦不堪。笔者曾专访张纪文之子张怀依幺女张秀德，时年92岁，她回忆小时家境，哭诉着说：“我爷爷婆婆和父母那阵子，又苦又累娃娃又多，家里穷得叮当响，连房产都没有。父亲（张怀依）没有办法，写田耕种，膝下共有六子四女，贫穷和疾病的折磨，最终养成五子一女。在文家寨附近赵家的庄房住了三年，死去了父亲、大哥和大姐，母亲觉得难处，于是又携儿带女回秀海坪老家去打挤。”道出了时下祖父母添丁增口，养育艰难之况。

   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实际情况不凑人愿，张全选中年在外因病而逝，葬于本邑三江后坝烂泥沟坟凸岭何姓地上，该因家庭贫困无力安排尸体回归故里。家中事宜全落在长子张春文肩上，担起敬孝萱堂，辅助三弟兄读书学习。张刚文学习努力考中秀才，张绪文、张纪文读书学有文化，安排其早成家立业，农耕为本，各奔东西。张纪文夫妻见秀海坪人多土少，难以栖身，向外寻求发展之路。经多方考察了解便瞄准秀海坪彼岸大山腰间圆田梁，与张昶一家分割一席之地，相交相处。为了找到圆田梁居主的蛛丝马迹，2023年春节前夕，邀约秀海九队张利光老人前往山梁，钻进绵绵荆棘丛林，劈开路障，找到了光绪十七年（公元1892年）张昶，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夫君唐君，两座不足1米五高的神主小碑。碑文虽简，但透露了诸多信息。两小碑是本堡张家河口张家，写田耕种于秀海坪的石匠世家张奉田所造。碑记石板却来自于土溪沟下段的铜板石，时下竟背运七八十里山沟溪峡之路。碑身碑座就地取材为白墨石，百余年不少地方都风化、斑驳殆尽。碑文中“清待赠浑穆（“处士”并列于前）张公讳昶老大人一位正性”（处士：即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男子隐居不出仕，讨厌官场的污浊，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得出的选择），前刻“奉祀男张全首、孝、弟。媳强、罗。侄男张全義、奉、斗。媳杜、祝。”后刻“孙男张昭文、孔文。孙媳陈、何、陈、李氏。侄孙张義文。耳孙张怀模、甫、忠、春。媳。”除此刻记有碑记时间及匠师。唐君碑记能依稀可见，孝祀儿孙媳名相同。碑有对联“苾芬百世昌；浑穆千秋古”（苾芬：芬芳，浑穆：质朴淳和）。此联对张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碑记尚无父母生卒日期，可推测竖碑之时父母已经去世多年。阅碑可知张全首、张全孝、张全弟夫妇们共同为父母竖碑。

  经查张昶属土溪沟张守全第八代孙张思睿之子。因土溪沟山高陡峭，硗确之地难以生存，约于乾隆、嘉庆年间来秀海坪彼岸大山，与陈氏家族协商购置大山腰间圆田梁一带地坪荒山，落地居家垦植，繁衍生息两代达五六十余年左右，膝下三子，均成家立业。古谱所记“张畅、唐君，三子：张全首、方君，张全孝、强君，张全弟、罗君。张全弟二子：张昭文、张穆文”。但古谱将张昶名字错记为“畅”，应为“昶”，虽意思相同，但昶字常用于名字。余者与古谱相同。张昶、唐君年老去世后，其子孙何时离开去向何处均无考，古谱再无记载。

  秀海坪坟茔碑记可知张全选父亲张琮生于1788年，长子张全通1815年生，次子张全达1821年生，四子张全逵1826年生，可推算张全选约1823年生。再张全选之长子张春文1842年生，原配何君生一男一女早逝，又续妻杜君连生三男：张刚文、张绪文、张纪文。可推算张纪文约出生于1855年左右。其成人居家至少也在二十余岁，张纪文夫妇定居于圆田梁大约也在1880年左右，此时不知张昶夫妇是否健在，但儿子都在此地耕耘生活，张纪文夫妇投靠他们，说约划地耕耘。 

       张纪文有了田产荒山地段，发愤努力耕耘开垦，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虽幼童时间启蒙读书认了点字，读了点书，但眼下排不上用场，唯有蛮干苦做，才有收获。通过艰辛的劳作，维持家庭生活总是紧巴巴的。在老人“养儿不学艺，挑断箩篼系”的启发下，他也在冥思苦想发家之道，终于发现篾匠是可学之艺。竹子是农民喜欢栽植发展的资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乃乡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吃饭的筷子到家用筛箥、背篓、晒席，再到农耕犁田耕地，牵制牛羊的绳索等等生产、生活用品都能排上用场。他自幼聪慧勤学，拜师学艺与自学钻研相结合，很快学会了篾匠手艺，利用农闲和夜晚编织蔑货，或专门出去上门编织生活、生产用具，挣钱补充家用。日子稍微宽裕，在此养育五子成人。儿大成家立业，开枝散叶，各奔东西，张纪文夫妇儿多母苦，花甲之后相继去世，儿女因各自家贫，手长衣袖短，无力将其魂归故里，进入隔河相望的秀海坪坟茔，就地流泪掩埋于圆田梁坟坪。往后虽其子孙发达，但社会动荡，均家贫无力竖碑立撰，至今已是古坟冢两堆。

   张纪文蔑编手艺渐渐炉火纯青，编织的家具精美耐用，人见人爱，慢慢名声远扬。他常走村串户，秀海大院老家也时常光顾。家族的文化祭祀活动，凡有信息再忙也要参加，尤其是每年中元节秀才们穿袍戴帽，庄严恭敬于大院中堂祭祀，花红柳绿整齐一片，特别感兴趣，簇拥在族众群中。过后心里常常念着这个场面，秀才们还是荣光，怨自己命薄，无缘读书中秀才，但反过来一想这秀才班子都是弟兄侄子，除长哥张继文（张玉清）在利州作过官，余者都是和自己也差不多。但在乡间做手艺谁不知道张家大院一楼门关九顶帽子呢，一谈到此事，无不交口赞颂。而张纪文出世之时秀才张全文已于1857年病逝，九顶帽子就少了一顶。他脑海里无时不就在想着要维护“一楼门关九顶帽子”这个荣誉与尊严，如何补救，他并不知道那时报考秀才的繁琐与艰辛，只观表象。张纪文在用心观看秀才顶帽，于是就慢慢琢磨，终于编织成了一顶精细秀才帽，在某年中元节他早早来到秀海大院中堂前等候，待祭祀开始他鼓足勇气戴上自编顶帽，走进队伍后面，有维护尊严，也有自我陶醉，不乏幽默之感。心想自己给秀才班子增光添彩，补足九顶帽子会被秀才弟兄侄子的认可，族众的拥护。殊不知适才得其反，结果被长哥张玉清发觉，挨了烟杆，识羞一溜烟钻出人群离开了。惹得在场族众一片哗然，笑声不断。由此张纪文就名声远播，这无意中仿忽就成了人生“不搞个流芳百代，也要搞个一臭万年”，这是张纪文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是啊！人生应当如此，不能像山中的树，默默地生长出来，慢慢地长大，最后又不声不响地消亡。人活一世，草木一春，总得有个区别，张纪文阴差阳错真就做到了。

  大约在民国初年张纪文夫妇相继离世，膝下五子曾先后回归纪家河彼岸秀海坪老家居住。张昶之子也在同期前离开圆田梁扁里。此处田地荒芜，树林疯长。时过境迁，这圆田梁一带，就再没有人居住、耕耘、发展了，但林地仍属张纪文后裔，不仅如此，就连张昶名下的属地都自然归在一起了。直到共和国成立土地改革，才就按规定分配划改到农户管理。就此，圆田梁上下左右一带却有一张不朽的名片，四里八乡都知道，可以说是妇幼皆知，那就是“张纪文扁里”。奇怪的是张昶先于此地开创、经营五六十年，而张纪文后到仅四十余年，然而张昶其人真还没有几个了解。当然大概因张纪文属秀海本土人士，又有手艺，接触了解很多，可能更与他的生活轶事有关，因有名声，相传久远，这张地名名片就自然经久不衰，深深地印刻在代代人的心中。

   悉张纪文真正成家立业有了作为，就是在圆田梁张昶的准予的地盘上发迹。“一山难容二虎”，张昶心宽、张纪文融人，这是因为“血浓于水”，溯源根基，土溪沟九代孙张昶和秀海坪十一代孙张纪文，同属一个祖宗。同宗同族相互包容，以邻相融，彼此相处和谐，在家族“孝友传家”“耕读兴家”的家训、家规中做人，好合好散，相处几十年未发生裂痕与分歧。真是“水浅能容月、山高不碍云”。体现了人情、亲情和友情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