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梅尔的“好光景”

何华

普鲁斯特的长篇巨制《追忆似水年华》经常提到荷兰画家维梅尔（Vermeer，1632-1675），原来这位贵族作家最推崇的画家就是以画女子生活起居著称的维梅尔。

1921年，巴黎举行了荷兰画展，维梅尔的作品也在其中。普鲁斯特为画展写了一篇评论，极力推介维梅尔，这为维梅尔后来享有的至高声誉，起了很大作用。更为感动的是，身体虚弱不宜出门的普鲁斯特坚持要去看画展，一出门他就“一阵晕眩”——比我们的林姑娘还踉跄，晕眩没有使他退却，还是硬撑着到了展览大厅，看了维梅尔那些室内女子或劳作或休闲或遐思的风俗图，他觉得舒服多了也镇定多了。维梅尔的画：安静、幽虚，却饱满、实在。我们都向往这样的好光景——简净岁月。

到底是普鲁斯特，他的感觉超常敏锐，在看了《代尔夫特之景》之后，他注意到画中一小块黄色墙面，对我们来说，这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色彩而已，但普鲁斯特却从中看到了色彩以外的“什么”，他“犹如孩童盯住他想抓住的一只黄蝴蝶一般盯住这块黄色墙面”。这是典型的普鲁斯特式的比喻。

《代尔夫特之景》是维梅尔仅存的二幅户外风景画之一。代尔夫特是画家的故乡，位于海牙附近，维梅尔一辈子没有出远门，始终守着家乡，这个局限反倒成全了他画作题材的“单调与纯粹”，有一种重复的魅力。

前些年，一部以维梅尔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衍生的同名电影，让他更加闻名。实际上，我们对维梅尔的生平所知甚少，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这部电影当然是编造的。不去管它，但维梅尔留下了三十多幅画，数量虽少却实实在在，这些画分藏在荷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的各大美术馆里。我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看到三幅维梅尔的真迹：《写信的女子》、《手持天秤的女子》及《戴红帽的女孩》。当时是有备而去的，可还是寻了很久才找到，一是三幅画挂在一个不起眼的隔间里，二是尺寸之小出乎意料。比棋盘大不了多少的三幅画很容易被忽视，可一旦瞅见，就不想离开了。其中《手持天秤的女子》，画中披着白头巾的女子站在窗前的桌边，手拿天秤。妙的是后人用显微镜检视，天秤两端空空如也，既无黄金，也无珍珠。天秤在这里大概是象征物，妇人优雅沉思的美德形象，隐含了某种寓意——各有各解。

维梅尔画中的室内场景、光影、器物，透出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仅看得见，甚至摸得着。基本格局多是女子或坐或站，光线从左侧的窗户射进，画面有明有暗，产生一种流动的美，因而他享有光影大师的美名。当我们踏进江南的老宅、徽州的民居，窥视某间闺房，你一定能看到维梅尔画中著名的“侧光”，把幽静的空间点活了，也点活了女子的幽情。用色上，维梅尔也很大胆，黄蓝两色的搭配在传统西洋画里是很少用的，他不理睬这一套，他最喜黄色和蓝色。多年后的梵高同样最喜黄色和蓝色的搭配。天才总是“遥相呼应”。

他画中的女子一个个营养丰富、体格健壮，不仅仅《倒牛奶的女仆》、《织花边的少女》如此，《手持酒杯的女孩》、《读信的蓝衣女子》也如此。有这样的女子持家，肯定兴旺。西方油画大多宗教、神化题材，看到维梅尔的世俗景象，也就格外亲切，天底下毕竟多是世俗之人。再拿中国画比较，本来人物画就少，即使有，也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山中林间高人，偶尔画些樵夫渔翁，也都归于隐士一类，不能算一般的劳动者。至于女子，除了观音像就是仕女图，高不可攀。这么一想，愈加觉得维梅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