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今天《信息时报》

使用钝刀的雕刻师

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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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出《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重读。

对艺术家的日记、书信之类比较隐私的东西，我一向好奇，当然除了好奇，也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日记、书信之类最能表露出他们的真实面貌。话说回来，日记往往也是煞风景的祸首，因为每个人的真实面貌，或多或少包含了缺点和弱点甚至丑陋。

这位前苏联导演一共执导了“七部半”作品，却在电影史上留下重要一笔。他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更是电影爱好者的“枕边书”。日记中，塔可夫斯基多次引用吉田兼好《徒然草》里的句子，其一曰：“名雕刻师使用的，是有点儿钝的刻刀。”看了若有所悟，心想，这位时光雕刻师用的不也正是一把钝刀吗！塔可夫斯基一生磕磕碰碰，与前苏联官僚政府格格不入乃至不欢而散，晚年流落欧洲、客死巴黎。除了饱受病体痛苦，还备尝精神折磨与乡愁煎熬。这些在日记里都有记载。1980年6月14日，他说：“我很想家，想莫斯科和我的亲人。”1983年5月25日，在罗马，他写道：“我不知所措！我不能住俄国，我也不能住这里。”1986年7月12日的记载是：“昨天我出去散步，突然有股莫名的冲动，我脱了鞋，赤脚走在冰凉的土地上——还在发烧、咳嗽和风湿痛。我真是疯了。脑子里尽是悲观的想法。”这则日记相距塔可夫斯基去世只有5个多月，当时他正在德国奥谢布隆（巴登巴登附近）治病，但仍不改他“诗意”的做派——赤脚走在冰凉的土地上，感受到的却是内心的悲凉。这则日记勾勒了一幅塔可夫斯基的孤独晚境，我时常想到这个画面。

七部半，我看过其中三部：《伊万的童年》、《镜子》和《乡愁》。看得出塔可夫斯基是一个别具风格的导演，他慢悠悠的节奏、时光的交替折叠、充满诗意的画面，这些元素都是对“时光”和“人生”的最好阐述。在1979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他对“时光”做了这般解释：“我的天！时光是如此简单、近乎原始的概念。它只是物质区分的一种手段，把所有人联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我们外在与物质的生活中，我们看重个人的协调一致。”言下之意，时光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每个人的内心与精神层面，存在另一种时光——与他人不协调的时光。也许这就是“时光中的时光”？时光简单又复杂，即使像塔可夫斯基这样的时光雕刻师，也不过是对无量时光的“惊鸿一瞥”吧！

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让我联想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结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内涵。在结构形式上，他可能受到西欧的影响，但在精神本质上，他完全是俄罗斯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宁的继承者（在日记中，他对这两位俄国作家推崇备至）。

从日记中，也可得知他是一个颇在乎别人对他电影看法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褒贬别人电影时直言不讳的人。他听说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在一篇访谈中，称他是当今最好的导演，他很想证实，“我一定要查查，登在什么报纸上，什么时候”。大约半年后，在日记里写道：“伯格曼说我是当今最好导演的访谈，原来登在《花花公子》上。”有一份水落石出的开心。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别人对他的赞美，照单全收。他需要认同，他怕别人说他的电影晦涩，他一再强调他的电影非常简单易懂。对同行，他是苛刻的，尽管他认为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最好的导演，也和他有不错的私交——至少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们的见面，但还是贬低他的《红色沙漠》和《中国》；他甚至说贝托鲁奇的《月神》“低劣，庸俗的垃圾”；说弗兰西斯科·罗西的《三兄弟》“糟糕”；对电影大师费里尼也出言不逊；他在电视上看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说“闷得要命，很像门捷列夫元素表”。我是小津的影迷，看他这样诋毁小津自然不以为是，但细想想，他和小津实在“道不同”，不过，道不同，都是可以通向罗马的。

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亚美尼亚导演帕拉赞诺夫那份天才惜天才的情义，让人感动。帕拉赞诺夫入狱，他写信给苏联当局，声援帕拉赞诺夫。日记中他不时会念及这位电影怪才，“昨晚我梦到帕拉赞诺夫在狱中，但那个监狱有点奇怪，不是真监狱”。帕拉赞诺夫的一生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更传奇，他因政治原因、生活原因（同性恋）一再被关。放出来，就拍部片子，又被关，出来再拍。他的《石榴的颜色》、《吟游诗人》甚至比塔可夫斯基的“七部半”更动人心魄。塔氏自然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嫉妒，只有敬重。他给帕拉赞诺夫写信，预约见面，反倒是帕氏不当回事儿，回信说：“我在习惯‘隔离’，就像宇航员去太空。”又说：“安德烈，别来信了，我的地址可能有变。”完全随心所欲，不套近乎。帕拉赞诺夫、塔可夫斯基这两人都是不可模仿的，一模仿就成了效颦之东施。他俩电影的原创性实在太大，仿佛“横空出世”，这般来头如何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