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始封地别论（一）

景茂礼

摘要：曲村——天马晋国遗址的发现与晋侯墓地的发掘，推翻了历代以来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的说法，曲沃及周边地区是晋国始封地、晋国源头、晋文化发源地等定论已深入人心，似乎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但是众所周知，晋国始祖唐叔虞所封之地是商代方国“唐”地，唐地在今山西历史上曾有两处，一处在晋阳（今太原），一处在平阳（今临汾）。而时至今日，曲村——天马遗址不仅没有发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墓地，就连理应存在的大量商代（至少是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初年的文化遗存亦尚未发现，或者可以说寥若晨星。事物都发生在时间里，离开时间就意味着不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曲村——天马遗址，出现无商末与周初遗存及唐叔虞墓的这种不正常现象，不能不让人觉得晋国始封地仍存在讨论的空间，今太原是晋国始封地仍有可能是事实。本文欲试图参照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对今太原是晋国始封地进行辨析梳理，希望对晋国始封地研究增加更广泛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唐叔虞；晋国；始封地；唐；晋阳；太原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会给所在地打上深深地烙印，留下同一时期范围内大量遗址遗迹。作为已被认定的晋国始封地曲村——天马遗址，不仅缺乏大量商代或晚商遗存，而且始封地“唐”国的都城在何处至今仍存在分歧未能落实。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人说在曲村——天马遗址附近；有人说曲村——天马遗址不是都城遗址，晋国最早的都城“唐”应在今尧都区、浮山、襄汾一带寻找；还有人说，晋国早期都城问题，从目前所见出土材料来看，今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是最有可能的唐国所在地。而晋国始封地“唐”在今太原的说法，虽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考古资料与出土实物予以证实（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但大量的文献记载、幸存的遗址遗物等客观情况仍不应忽视，在“唐叔虞墓”尚未考古发现之前，不应该放弃对此地的考证研究。基于这种想法，结合有关资料本文试图从客观存在的现象入手，对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这一议题进行辨析梳理，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历史背景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国家政权发生了转移，旧贵族不甘亡国失败屡屡聚众谋反，新政权急于稳定统治每每封土建邦。公元前1033年，商朝原属国“唐”地发生叛乱，周朝急忙派兵镇压，平叛后周成王将“唐”地即今太原（晋阳）封给其弟叔虞统治，以作为北部边塞的安全保障，这就是由来已久的“桐叶封弟”的故事。

唐国传到叔虞子燮父时，商朝彻底灭亡被周朝取代，燮父不愿沿用前朝国名，因其境南有晋水改唐为晋，创建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晋国的开始。随着北方狄人日益强大，到燮父子武侯时，小小晋国每每受到骚扰攻击，加之处于周朝边塞，兵疲国弱，地脊民贪（其时整个太原盆地均为湖水占据），迫于无奈，思欲南移，在被周王获准后，徙迁于霍山以南古曲沃地区。历经数代晋侯努力，养精蓄锐，争城夺地，逐步发展为周朝大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今太原，作为晋国始封地的明确文字记载始于东汉，直到南北朝一直被世人公认，唐时始出现异议，但仍未否定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的地位，直到清初顾炎武才提出强力质疑。究其原因，只因山西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唐”地——晋阳与平阳，班固《汉书》宗晋阳说，李泰《括地志》两说并存，顾炎武《日知录》宗平阳说。顾氏否定晋阳说的主要理据有二：其一，认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同见于传”，也就是说西周初期，晋国的范围还没有扩大到霍山以北，晋国不能在霍山以北立国。其二，认为“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也就是说周成王不能到狄国的境域内“桐叶封弟”，因此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不能成立。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今太原及霍山以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政权统治区域，夏易商，商易周，秦汉隋唐，代代相传，直到如今，北方民族只是短时间、阶段性占据。

研究历史，有一条不成文的经验，特别是对夏商周历史的研究，作为使用证据的证明力，多数人认为纸质文书不如竹简文书，竹简文书不如钟鼎铭文，钟鼎铭文不如甲骨文字，甲骨文字不如出土文物。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就位于霍山以北，1976年首次发现一座商代墓葬。1985年又发现两座商墓和一座车马坑，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和其它文物。根据120余件有同一种铭文的青铜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判定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之友好方国“丙”国的遗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殷玮璋先生《历史商墓与丙国铜器》一文认为：“丙国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铸造工艺技术，其社会生产水平与商王国接近。这个国家拥有相当充裕的人力、物力、财力。”198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旌介遗址进行了再次钻探，又发现从商周到秦汉的墓葬54座，并发现规模较大的粮仓6座，据专家推算可储粮100万斤，并由此推定旌介村附近存在着大量定居生活的人群，历史上应是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海金乐、韩炳华先生编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灵石旌介商墓》记载：“灵石旌介墓葬的时代，大致属于殷墟晚期或商周之际，周边地区在时间上与此相近的文化遗存并不少见，其主要的晚商文化遗存有：山西太谷白燕遗址……山西汾阳杏花村遗址与杏花村东堡墓地……山西柳林高红遗址……保德林遮峪、忻州连寺沟、石楼桃花庄、永和县城关、吉县上东村等。”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出版的初中教材《中国历史》第一册记载，商朝的统治区域：“势力最大的时候，东到大海，西达陕西西部，北到辽宁，南至长江流域。”并记载：“北至辽宁，南到湖南，都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也就是说，商周的统治区最北曾到达今辽宁，周灭商继承了商的统治范围，从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包括今山西在内，顾氏“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能成立。

“桐叶封弟”的故事，发生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033年。1954年在太原尖草坪区、1958年在太原小店区、1975年在太原狄村、1980年在太原东太堡等遗址，均发掘出土大量夏商遗存。在今晋中榆社台曲遗址，也发掘出土大量夏商石、玉、铜器，说明其时夏商在今太原、晋中地区已建立了许多部落与属国，即所谓的“方国”。今榆社的箕国，介休附近的雀国，灵石地区的丙国，都是商的属国，太原作为商属国“唐”的存在、周灭商封叔虞于“唐”顺理成章，不存在违背历史事实的情况。考古出土实物，无可辩驳地说明，商周之际霍山以北广大地区，特别是今山西中部地区，基本属商周统治区而非“大部皆狄地”，顾氏的观点不能成立。之后，迫于狄人的攻击，晋国徙迁于今晋南，狄人只是阶段性占据，史书多有记载。而曲村——天马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唐叔虞墓，没有发现大量商周遗存，从考古角度不仅可以证实典籍记载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佐证太原唐叔虞墓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