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匾额

——从石裕堂先生之“越乡百匾馆”说起

杨士安

    诸暨石裕堂先生，吾知友也。日前热情邀余参观其所主持之“越乡百匾馆”，但见匾横联竖，璀璨夺目，墨飞色舞，灿然烂然，可谓美不胜收焉。放眼间书法精湛多出大家挥洒，驻足处制作秀美莫不高手雕镂。品赏一过，竟有心旷神怡、大饱眼福之感；诚如入图书馆而阅读书法史也，宛若进博物馆而浏览文化史也。裕堂先生诞于丁亥（1947.3），占籍诸暨阮市镇。其父石望庚先生悬壶济世，在泌湖视北一带颇具声望。裕堂自幼受家庭熏陶，爱好广泛。丙午（1966）岁以高中毕业于诸暨中学。戊申（1968）响应“知青”下放。一度业农而耕云播雨，为医而采药施诊，执教而求真修业。岁丁巳（1977）恢复“高考”后，复就读于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即今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前身）。 毕业后曾先后任职于诸暨城关镇（副镇长）、诸暨县城建环保局、诸暨市风景旅游管理局（任局党委委员兼市场开发管理科科长、规划管理科科长）等。裕堂对于诸暨风景旅游开发及园林技术业务实多有贡献者焉，对于集邮、收藏亦颇有成绩。著有《旅游浪花》（2007年10月版）等。

    裕堂先生所主持之“越乡百匾馆”位于绍兴市区东南方之“稽山园”。面积6.8万平方米，建成于2001年7月。其地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园内粉墙黛瓦，错落有致，茶肆酒楼，枕河栉比，堪为古老绍兴水城缩影。有造型各异之桥梁17座，乃集绍兴“桥乡”之大成也。园内以“迎岚阁”为最高建筑，内设3层，阁高16.5米，系仿宋代风格而建。此即“越乡百匾馆”之所在也。入阁赏匾，则百匾竞妍也；登楼览景，则千景拱秀也。今虽时过旬日而仍心潮汹涌，忆匾生情，遂欲以此为缘起，而欣然命笔之，乃有是小文也。

    何谓“匾额”耶？凡宫室、殿堂、亭榭、书斋、商铺等以大字题写其上，悬挂于门屏或堂室作装饰之用，以反映建筑物名称性质，或表达人们义理情感等之文学艺术形式（载体）者，即匾额也。匾额，或曰“扁额”、或曰“扁牍”、或曰“牌额”，亦有简称为“扁”“匾”“额”或“榜”者。“匾”古亦作“扁”。《说文》云：“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额”即悬于门屏之“牌匾”。或以为，用以表达经义、感情之类者多属“匾”，而表达建筑物名称或性质之类者则属“额”。另一说法则认为，横者曰“匾”，竖者曰“额”。而根据我越地之一般理解，“匾”之与“额”在悬挂方式上亦有一定区别。一般认为，除“匾”与“额”之悬挂（或镶嵌）皆应有一定高度（至少应高于人们之“视线”）外；“匾”多属悬挂式，虽在高处，但为适应人们观赏习惯，往往使匾挂为“俯视式”（即“匾”之“下沿”紧贴“被挂物”，而“上沿”向外，离“被挂物”有一定距离，通过“挂钩”形成夹角，便于观赏。若将“匾”比作人，则“匾”之视线略向下而“俯视”着人们），如“厅堂匾”“商号匾”多如此。而“额”则多属“镶嵌式”（即将“额”直接镶嵌于“被挂物”，“上沿”“下沿”均平贴于“被挂物”；若将“匾”比作人，则“匾”之视线为向前“平视”），如“牌坊匾”“亭阁匾”或带有座右铭性质之“多字匾”多如此。但两者并无严格之区分。匾额受中国建筑结构变化影响，其基本形式可以分为竖匾和横匾两种。同时，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匾额形式进一步深化，样式翻新，出现册页匾、书卷匾、画卷匾、秋叶匾、碑文匾、虚白匾等多种形式。

    悬于建筑物门上檐下之“匾额”，相当于建筑之眼睛。建筑物四面皆有门时，四面均可以挂匾，但正面门上为必须有“匾”者，皇家园林、殿宇以及名人府宅，莫不如此。许多匾额四周边框上，即《营造法式》所称之牌首，牌带，牌舌部位）上，且雕饰有各种龙凤、花卉、图案花纹，乃至有镶珠嵌玉者，极尽华丽之能事焉。匾额习俗，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上溯秦汉，明清古建筑每缀匾额，几达“凡有井水饮处，皆能见匾额”矣。数千年来，因“匾额”集字（书法）、印（篆刻）、雕（雕塑）、色（绘画）之大成，融中华传统文化之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为一体，以其凝练诗文，精湛书法，深远寓意，多变式样，或指点江山，或评述人物，与雄伟建筑相互辉映，和谐统一，已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部分。“匾额”实为表现我国古代文化“价值观”与“审美观”之独特民俗文化精品、中华文化园地之灿烂奇葩也。它使中国传统建筑与中国书法艺术珠联璧合，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独特风景。

     匾额在历史上曾被普遍使用，成为民族文化一种标志。宋施宿（1164—1222）《嘉泰会稽志·义门》在记述“平水裘氏”时曾论及“旌表门闾”之匾额：“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自齐梁以来，七百馀年无异炊。……至和（1054—1056）中，李待制题诗有云：‘夫何于会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贤钦义方，列奏闻天子；诏恩表门闾，光华映闾里’。……所谓旌表门闾者，唐以来有听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桶，筑双阙一丈，在乌头门之南三丈七尺，夹植槐柳十有五步。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晋天福（936—942）中乃敕度地之宜，高其外门，门施绰楔[1]，左右筑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今裘氏盖用此制，自平水云门者，望其旌表，在道旁数十步”（卷13第237页）。自有匾额以来，即与人们文化生活密不可分，深入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写景状物，抒情表言，每得意境文采，具有极大艺术感染力。悬之宅门则端庄文雅，挂之厅堂则蓬荜生辉，装点名胜则古色古香，描绘山水则江山增色。虽片辞数语，着墨不多，然望之则巍然大观，令人肃然起敬也。纵观各类匾额，无论屋舍装饰，抑或景观点缀，无不表达出劳动人民向往追求美好生活之意愿。如民居屋舍匾额之内容大多为芝兰入室、忠厚传家等；反映自然景观者则如山清水秀、碧水萦绕等。所有此类表示吉祥、安宁、祥和之用字，自古即被认为福瑞喜庆、诸事顺利词句，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吉祥愿望、幸福追求、美 好观念及欣赏趣味。有些匾额虽因时代局限而反映传统伦理观念与道德思想，但其中亦多有积极意义者。如“世德流馨”“世德流芳”“五马流芳”等，目的虽为标榜其家族先人品习，但在号召后人继承前辈优秀品德、聪明才智及光荣传统，让家族美名世代相留，因而亦具有一定教育启迪作用。另外，各种匾额文字，大多拜求名人或文人为之泼墨书写，往往辞藻华美、书法精湛、言简意赅、能反映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等，亦可起到“补史之阙”作用。俗谓“以匾研史，可得史证；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研书，可得书韵”，信其然矣。匾额因其所具有之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今日研究民族文化发展之实物例证。若将匾额拓片结集，可纂成一部难得之书法精品，对于书法爱好者无疑具有借鉴欣赏价值，而对于地方史研究者来说，亦为一份珍贵研究资料。古代文人骚客有感而发在不经意所留翰墨，竟成为后人研究历史、观赏书法之文物，此实为前人之所未能虑及者也。故清戏曲理论家李渔（1611—1680）曾曰：“眼前景，手中物，千古无人计及”[2]。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无论为歌功颂德，抑或为标志记号；无论为装点门面，抑或为点缀江山，匾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将成为历史，也正因为此，匾额收藏便成为必需与必然。当然，“匾额收藏”不在于个体物件价值之多少，而在于“整体价值”之体现，整体价值更为可观也。目前，比较受人欢迎者为文人题字匾、字号匾和座右铭式匾。

    匾额之制作形制纷繁，包括雕刻、堆灰、泥金、榜书等，色彩丰富，装饰灵活，且能如实表现题匾者书法功力。就其建筑材料来说，匾额大致可分为木刻匾额、石刻匾额、灰制匾额及金属匾额等。匾身主要内容有题词匾文及款识，款识中包括题匾者、受匾者、立匾者姓名及立匾时间，有时还盖有题匾者之印章。匾额之制作流程，实可视作民间综合性技艺之展示过程。其制作技艺经长期积累演变，已成为中国“文辞之美”与“工艺之美”之完美结合者。一方优秀匾额，不仅可欣赏到凝练传神之题词，能再现俊秀飘逸之书法，还能展现出雕琢精致之图案，称其为语言艺术、书法艺术、绘画雕刻艺术之“三度审美”，不为过也。匾额中蕴含有文人骚客之艺术创作，积淀有制匾艺人熟练技艺及辛勤劳动，文人与匠人和谐融合之双重优势，使匾额之美，发挥而至于极致。匾额题写文字很少，亦无复杂结构款式，主要为讲求适情应境，文辞精粹。题书时则要求有较高书法艺术水平，上款下款书写位置须得当，文字大小应得体。正因为匾额巧夺天工，充满生活智慧，其在民众生活中广泛流行，已成习尚。君不见新厅落成、寺庙开光、乡贤中举、长者寿庆、或为义士烈女之歌功颂德等，总会约定俗成地悬匾挂额。无论庄严如皇宫，或是热闹如市井，无论崇敬如祠堂，或是自在如书房，随处皆可觅得匾额身影。直至当今社会，匾额习俗，依然延续，诸如老字号之“招牌匾”、园林中与景致相映成趣之“亭阁匾”、书斋中鞭策自勉之“警句匾”等等。可见匾额习俗早已融入人们生活方方面面之中，成为一种生活范式矣。然毋庸讳言者，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匾额习俗正渐处濒危状态：老一辈传承人或因年逾古稀，或因迫于生活压力而改行；年轻一代则对制匾技艺缺少了解，鲜有问津者，技艺传承面临后继乏人之虑。故保护“匾额习俗”，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矣。数千年来，“匾额习俗”能绵延不绝地传承至今，实与无数镌刻者们默默无闻地“替他人作嫁衣裳”之无私奉献不可分也。充分吸纳深厚历史文化养分，以刀代笔，将“匾额习俗”传承下去，此不仅为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之需要，更为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祖国建设大业，为建设和谐社会之需要也。匾额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兹略述如下：

    一、殿阁楼堂类。多用以表示建筑物之名称，其中当然亦有蕴含物主思想或环境特色等内容者。建筑物种类极多，诸如殿、庙、寺、祠、观、庵、馆、亭、阁、楼、堂、厅、斋、室、轩、洲、村、院、苑、榭、坊、书屋、山庄、草堂等等均为悬匾之所。兹举常见者数例如下，对清《光绪诸暨县志》有载之个别“匾额”略加小注，藉以反映历史上诸暨对匾额之重视及流行：如“西施殿”；“泰山庙”；“五泄禅寺”；“范蠡祠”“土地祠”“福德祠”“栾公祠”[3]；“白云观”[4]；“五指庵”[5]；“潇湘馆”“宾贤馆”[6]“图书馆”“博物馆”；“郑旦亭”“接官亭”[7]；“滕王阁”“缀 锦阁”；“大观楼”“望江楼”“世香楼”[8]；“明正堂”[9]“忠爱堂”“三事堂”“新民堂”“思补堂”“君子堂”“得心堂”“廉石堂”；“迎宾厅”[10]；“敬业斋”[11]“秋爽斋”“无倦斋”；“省心室”“双龙湫室”[12]；“浮萍轩”“写经轩”[13]“蓼风轩”；“紫菱洲”；“稻香村”；“怡红院”；“蘅芜苑”“百合苑”；“藕香榭”；“继魁坊”[14]；“步南书屋”[15]；“苎萝山庄”“清水湾山庄”；“阅薇草堂”“凤山草堂”[16]等等。又，在民居大门口、厅堂或楼房上，往往悬挂有与该姓氏堂号有关的匾额，如杨姓家族一般悬“四知堂”“清白堂”，张姓家族一般用“金鉴千秋”“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龙衍派”等。

    二、职位科举类。匾额中有众多书以官职名称者，具有表明身份或《委任状》之意义。如“县长”“州司马”“钦差官”“太常博士”“昭勇将军”“御前侍卫”“钦授修职郎”等。又有书以科举学 位者，如“文魁”“进士”“贡元”“朝元”“监元”“乡进士”“进士及第”等者[17]。据1925年《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风俗志》载：“清时试士获俊，请宗族邻里之有科名者，衣冠集于祠，主祭者中立，宾者左右侍；趋跄有度，进退有仪，赞礼有尸，读祝有人，申申如也，不敢不肃焉。中式以上，则悬匾建旗，族有规例，资以所需。民国以后，学校毕业者亦多相沿不改”（《风俗志》第7页）。

    三、商家店号类。如“同仁堂”“老凤祥”“荣宝斋”等。用字遣句，皆寄寓吉祥如意、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美好愿望。如旧时浙江绍兴酒楼悬有“太白遗风”“刘伶停车”等长方形青龙扁，显得含蓄多趣。现代商家所悬匾额更是推陈出新，巧构妙句，如饺子馆题匾“无所不包”，当铺题匾“当之无愧”，音响电器行题匾“一呼四应”等，含蓄多趣，耐人寻味。有些则直接书以经营范围或 特色品种，如“葆元燕窝（饮片）”“万丰洋广铜锡”“蔡炳辉男妇大小方脉”等。

　　四、歌功颂德类。多为职位较低者对职位较高者平级者之颂扬赞誉。常见者如对关心民瘼之官员，恪守规范之贤人或敬业修真之师表等之表彰。如“爱民如子”“斯民父母”“高山仰止”“光明正大”“桃李满园”“齿德兼优”“慈恩广布”“万有真原”等。

    五、绘景抒情类。风景名胜、园林古迹之匾额，每使山岳生色，河川增辉。《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劝诸宾》所描绘者即题匾趣事。贾政云：“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此话可见匾额具有美化景点不可忽视之作用。有匾额题“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清风肃来”“山清水秀”“一碧万顷”“春和景明”等，莫不描绘环境秀色也。 　　

    六、述志兴怀类。一为文人题字匾额，多为带有文学色彩或座右铭式之匾。如“天道酬勤”“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等。亦有对屋斋等居处用以寄寓明志、缀饰美化者，如郑板桥（1693—1765） “难得糊涂”与“吃亏是福”匾额，寓意深刻。林则徐（1785—1850）书斋悬有“制怒”匾额，自警待人处事要冷静慎重。又如鲁迅（1881—1936）先生幼年读书之书塾挂“三味书屋”木质横匾，用语切当，意味深长。古代还有一类悬于公堂之上之官匾，官员为表白为官初衷或抱负，喜用悬金匾形式昭示民众，并以此为鉴自勉。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宋太祖赵匡胤（927—976）统一天下后，亦曾在自己殿房上悬“公正明”手书匾额，自警治国要公正。

    七、祝颂庆贺类。此匾额数量颇多，民间根据礼节风俗，在人际交往中亦有匾额交流。如称颂升官进爵者有“大展鸿图”“曲江风度”“青白廉标”“宽仁厚德”“雅有古风”“继往开来”“仕籍耆英”“才著贞观”“望重司马”“望重三军”等称颂寿庆者有“寿比南山”“玉树耆英”“年高德邵[18]”“寿祝耆龄”“花甲同春”“松寿鹤年”“萱荣八秩”“椿萱长荣”“德寿齐康”。称颂家族兴旺者如“七叶衍祥”“画荻遗风”“文曲星耀”“继述光宗”。祝贺新屋落成如“华堂永昼”“薰风南来”“长庚西照”“紫气东来”“如日之升”“爰得我所”等。祝贺商铺开张者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等。现代则有题书学位“博士”“院士”者。

    八、表彰嘉奖类。在封建社会中，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而政绩显著者，多被赐以匾额，亦称“扁表”。《后汉书·百官志》云：“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据清《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诸暨县庙学告成记》载：“知绍兴府邵龄署诸暨县事，萧惟春至请崇祠乡贤，给有宫墙，懋绩匾额”[19]。获得官府或百姓扁表为一种崇高荣誉。其中不乏对真正维护民族利益，为民伸张正义者之表彰，如岳王庙（岳飞，1103—1142）“还我河山”匾，老百姓赠海瑞（1514—1587）之“海青天”匾。一些热心桑梓、关注民瘼者亦常受褒扬，如“谊笃桑梓”“谊敦梓里”“襄成赈务”“橘井流芳”（称颂医家）等。但更多则是维护封建伦理之匾额，对如众多烈女节妇、官宦人家之表彰，以对恪守封建伦常、政治规范者起到警策训诫及宣传作用，如《红楼梦》里先皇御笔之“慎终追远”。其中表彰“节孝”之匾尤为众多，如“从容就义”“节孝堪垂”“节孝齐美”“贞操冰心”“劲节贞孝”“孝可格天”“瑶池冰雪”[20]等。

    当然，旧时之匾额亦并非全为赞颂兴怀之类，亦有警戒惩处类匾额。据清《光绪诸暨县志》载：清时曾有对“堕民”匾（标志）其门以“丐”者。其载云：“人身有瘤，俗亦有之。俗之瘤则有丐，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匾其门以‘丐’”[21]。

    不少匾额出自名人名家之手，因此更具文物价值。据《光绪诸暨县志》载：“宝寿寺，唐大中八年建，咸通十年改今额。寺内旧有‘来青阁’‘涵碧亭’‘藏经之殿’三额，皆唐柳公权（778—865）书”[22]。“俞泾，字本清。生平冲澹无所容，为浦江魏了翁（1178—1237）所重，朱子（朱熹，1130—1202）颜其堂曰‘中和’”[23]。五泄寺前有徐渭（1521—1593）题“七十二峰深处”六字[24]。“县治之西，学宫设焉。圣天子（康熙，1654—1722）雅意右文，躬亲释奠，御书‘万世师表’匾额，颁行直省郡县，学宫皆灿然改观”[25]。“屠倬（1781—1828），字孟昭。琴坞人。寄居钱唐，不忘故乡，故自号‘琴坞’。……阮文达（阮元，1764—1849）公为其远祖屠道补撰墓碑，以寄永思，颜其寓斋曰‘琴坞旧庐’”[26]。“大儒第在后街，明廪生郦洙孙邵武县知县郦光祖故居。知县朱之翰（进士。1648年任诸暨知县）题曰‘道学大儒’”[27]。在“越乡百匾馆”中，亦有不少为名人之作。如朱熹对联“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曾赴诸暨讲学。徐渭“水夕苍蚊残夏扇，河间红树早秋季梨”；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天池，山阴人；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于诗文、书法、戏曲、绘画均有独特造诣，于水墨大写意花卉方面之贡献尤为突出。石梁“风啸”；石梁（1726—1796），字镇南，号竖庵；诸暨长澜人；邑庠生；工书画篆刻；乾隆中举人楼卜瀍（1714—1783）（1714—1783）修县志，梁手自写镌，世称精妙；著有《草字汇》12卷行世；条目《草字汇》入于《辞海》。阮元“谊敦梓里”；阮元（1764—1849），清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仪征（今属江苏）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山东、浙江学使，迁兵部、礼部、户部侍郎；道光时，入朝为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太傅。赵之谦“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赵之谦（1829—1844），浙江绍兴人；字㧑叔，号悲庵、无闷、梅庵等；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善绘画；为一代大师。因此具有颇高收藏价值。

                                          2009年5月月24日

参考文献：

《嘉泰会稽志》，施宿（1164—1222）撰。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印。

《草字汇》，石梁（1726—1796）著，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12月印行。

《光绪诸暨县志》，陈遹声（1846—1920）纂。

《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1925年。

《中国古代建筑辞典》，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

《旅游浪花》，石裕堂（1947—）著，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10月。

《诸暨散论》，杨士安（1948—）著，作家出版社，200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