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  安  与  北  伐（5）

影响东晋历史的大事之三

纵观

孝武帝死后，继位的晋安帝是个天生白痴，东晋发生了重大变乱。先是孙恩之乱予东晋富庶之地会稽郡以毁灭性打击，接着发生王恭、殷仲堪、桓玄二次“清君侧”兵谏，而后桓玄攻入东晋首都建康，先封楚王，后又废去晋安帝，以楚代晋。乘此大乱，南燕慕容氏攻占青兖、后秦姚氏攻占洛阳、邺城等中原地区，连四川也发生兵变独立出去。

幸亏刘裕力挽狂澜，消灭桓楚势力后再次西征北伐，剿灭南燕、谯蜀、后秦三国，攻克长安，谋划先取西凉，再与北魏决战。但此时刘裕留守建康的得力亲信刘穆之病死的消息。刘裕汇集部下在长安讨论，表示了自己西征甘凉的愿望以及对后方的忧虑，当时大部分人思乡心切，不赞成继续北伐。刘裕就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派王修、王镇恶、沈田子为其辅佐，自己统军南归。

刘义真只会胡闹折腾享福，引起留守长安的将官内讧。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杀沈田子，刘义真又杀死王修。大夏匈奴军乘机攻占长安。

长安得而复失，且丧失三员良将。所幸潼关以东收复的关中之地和整个河南仍然在晋军掌控之下。经过三次北伐，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已为东晋收复，这是东晋建国后最为成功的北伐，但能否算在东晋账上要打个问号，不久，刘裕就以宋代晋了。

算上殷浩屡战屡败的三次北伐，东晋共进行了十四次北伐西征。其中七次（含殷浩三次，谢安一次，刘裕三次）是由朝廷中枢支持发起的，其余七次均由藩镇先行发动的。如果再仔细推敲，那七次得到朝廷支持的北伐西征，和皇帝没啥关系，殷浩的三次是当是执政的司马昱为抵制桓温而为，刘裕的三次是在他完全掌控中枢政权后所为。由此可见，东晋的偏安派主要在朝廷中枢，以皇室和执政的世家望族为主。他们偏安，也不无道理，有时是兵力财力确实困难，有时是疑虑强藩北伐不安好心。而强藩的北伐，也确有借北伐扬名立威攫取朝政之嫌。

十四次北伐西征中，完败五次，原因都是主将庸碌无能。五次先胜后败，原因是统帅半途受内部嫉阻，如祖逖、谢安死后，他们北伐收复的的失地，又被敌人再次占领。堪称完胜的仅五次，一次是桓温灭四川成汉国；一次是谢安收复黄河与淮河、汉水间的大片国土；还有三次都由刘裕取得，一次是灭谯蜀并征服仇池国，一次是灭南燕，最后是灭后秦。

东晋多次北伐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民心军心。在这十四次西征北伐中，很少有东晋百姓踊跃参军捐资的“义举”，也很少有敌占区百姓举旗助战王师的记载。这说明民心“偏安”。而在历次北伐结束后，留守收复地区的东晋军队，也没有什么守土斗志，基本上敌军卷土重来轻而易举就能重占城池疆域。刘裕攻占长安后，召开军事会议征求将领意见，绝大多数将领急于回乡不愿意继续西征甘凉。而后留守长安的王修、王镇恶、沈田子及派去增援的朱龄石，都是灭后秦的骁勇将领，却在大夏匈奴兵进犯时拱手退出长安。可见军心也“偏安”。

这种民心军心“偏安”的现象，几乎在每次外敌进犯华夏时都会有所表演，其深层次的原因又何在？应该是当代史学家很好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