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东晋历史走向的事件》代序（下）

纵观

五 兼并和土断

土地兼并是华夏历朝历代始终存在的顽疾，是引起贫富悬殊、二极分化、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严重时会产生很多无业流民而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因此各个朝代都会采取一些办法来抑制兼并。东晋在这方面是做得不错的，它的主要措施是不断实施土断，清理豪强为偷漏国税而隐匿的户口田产，从而相对公平税赋，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稳定政权和社会发展。

东晋土地兼并的主要形式是南渡的皇族和大户钻侨户优惠政策的空子，吸纳大量南渡百姓甚至南方原住民成为他们庄园里的侨户。这些侨户（也称作白籍）不算正式户口（即黄籍），不用纳税，他们开垦的荒地也就不用交税。这种优惠政策对吸引北方士族南渡，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经济产生过很好的效果，但时间久了则弊端丛生，一是偷盗国税日益严重，国家财政收入受损；而是显然对“黄籍”百姓严重不公，如此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黄籍”转而投靠豪强变成白籍，国家税源会组件枯竭。

而靠此得益最多的豪强当数司马宗室及贵戚。在和望族共天下模式下，他们做大官掌大权的机会少了，就转而想方设法发大财。他们毕竟还有很大势力，一般地方官吏还得买他们几分帐，所以他们隐匿户口田产的本事也比一般豪强要大得多。即使是朝庭中枢，明知道其中弊端，不到财政万分困难，也不愿意去招惹他们。

但平定苏峻之乱后，东晋财政陷入极端困难。一方面战后有大量难民需要安抚，一方面要重建被战火烧毁的京城，都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钱从何处来？宰辅王导就开始实施第一轮土断，他的主要做法有：取消一些原有的侨郡侨县，这些地方的白籍一律转为黄籍；通过清查户口来落实土断，明文规定王公贵族只能免役，不能免税，更不得借荫庇亲属之名隐匿户口偷漏国税；同时实行了田收租制，即清点田产后按“亩三升”纳租税。这样，原来拥有大量“黑田”的王公贵戚要负担较多的国税，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负担的国税则相应减轻。

实行土断政策后，税源大幅增加，国家财政迅速好转。王导逝世后，晋成帝到了亲政年龄，他见王导牛刀小试，就财源滚滚而来，那何乐而不为之？于是从咸康七年起，他亲自主导了第二次土断，史称咸康土断。

咸康土断重在“实编户”三字，实际是对王导土断的一次核实和补正，再次在流民最集中的浔阳、江陵等地取消侨郡侨县，清理户籍，把大量白籍转为簧籍。因此咸康土断也使朝廷中枢财政情况大大改善。

在桓温执政时期，他亲自主持了庚戌土断。他是铁腕人物，办事雷厉风行。他知道土断的最大阻力来自宗族世家，就先拿他们开刀，对他们中的隐匿户口者予以严厉惩处。彭城王司马玄仅违禁藏匿流民五户，就被廷尉逮捕问罪。会稽郡是皇室和望族聚居地，他毫不客气在会籍查实并清理隐匿人口三万多名。这次土断卓有成效，限制了士族特权，使侨户上籍纳租，增加了政府租税来源。继他执政的谢安在继续实施土断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口税法，改按土地收税时为按人口计税。并规定王公士族都不得免税。这项改革从设计到公布都很隐秘，执行时十分迅速强硬，打了豪强们一个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隐匿人口。凭此一策就使政府税源剧增。经过桓温，谢安的九年土断和口税法改革，东晋国力充足，民生上出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良好局面，并为淝水大捷及谢安北伐奠定了充裕的财政基础。

刘裕消灭桓楚后，因国家长期纷争不息、政令管理混乱，庚戌土断各种政策逐渐形同虚设，各路豪强又开始大量隐匿人口、田产偷漏赋税，国内人口数量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使国家征兵征税混乱困难，因而再次实行义熙土断。

刘裕出身贫苦，不像桓温，谢安本身是世家望族楚翘，对大姓巨族还留有余地。他行施霹雳手段，贯彻彻底严厉的土断政策，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大姓之一的余姚虞亮违抗土断，顶风而上隐匿白籍千余人，被刘裕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义熙土断再次有效抑制了豪强兼并，扭转了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局面。

有趣的是，在其他重大政事如北伐等方面，皇帝和执政的世家望族往往意见不一，但在历次实行土断时，二者几乎同心同德。土断抑制世家大族进行兼并，但却很少有王、谢、庾、桓四大望族对抗土断的记载。土断能增加财政收入，皇帝当然乐见其成；执政的望族是和司马“共天下”者，财政收入增加了，他们自然也能多分一大杯羹，没必要去做隐匿户口田产偷税漏税这类鸡鸣狗盗糗事，所以执政的权臣往往能厉行土断，打击豪强。而东晋能在风雨飘摇中生存了一百零四年，内部很少动乱，于北方强敌环视中不倒并取得几次西征北伐的胜利，土断无疑是起了凝聚人心增强国力的巨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