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东晋历史走向的事件》代序（中）

纵观

三是玄学兴衰。魏晋之前，维持皇权独大的理论体系是孔老夫子和董仲舒的儒家经学，即主张君权天授，君君臣臣等一套不得以下犯上的伦理礼节。但魏代东汉，晋代曹魏的事实宣告了这种儒家经学的破产，知识分子如果坚持儒家经学的那套君臣伦理，等于说曹氏、司马氏大逆不道，那是要轻则掉脑袋，重则夷全族的。于是部分知识分子如竹林七贤们开始隐居避世，从尚清谈，从尚自然，逐渐形成风气，谈资未免涉及如何认知宇宙、社会和治国理论，涉及臧否时政人物，谈出一大套玄学理论来。

玄学理论的哲学观是顺应自然，反映到政治层面是主张无为而治。这很适合东晋皇室望族共天下的治理模式---君主不必揽权专制，应该无为少为，才能少犯重大错误；红花要靠绿叶帮衬，才符合自然之理，多几颗聪明脑袋来共同考虑军国大事，总比一个人强，何况这个人可能是个智残者呢。

清谈是玄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形式，它的优点在于参与者不受束缚互相探讨争辩，容易发现学说中的漏洞加以修正弥补。然而，玄学也始终不能为完美地在最高权力由谁授予问题上自圆其说，因此在政治学上只得和儒家经学共处互补。

然而，东晋后期发生了孙恩的道教旁支五斗米教众大肆杀害琅琊王氏五斗米教众的残酷现实，而玄学的基本理论来源于老庄道家经典；再等到桓玄以楚代晋，玄学也在实践中破产了---原来皇室加门阀的统治模式也不怎么可靠稳固!

于是玄学家们另寻出路。当时佛教开始在民间底层大行其道，它的“世间万物生来平等”思想，给玄学家增添了清谈的题目---既然儒家经学、现行玄学都不够完善，那么能否把佛教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与儒、道学说敉合起来，成为一种完美的学术体系。可以这样说，自东晋末期起，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思想界研究的主线，也确实得到了重要的成果，在政治层面上，就是打碎门阀垄断，以科举考试为寒门学子广开上进门路，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这一制度从南北朝开始探讨试行，到唐朝得以成熟实施，确实取得了减少社会动荡的良好效果。

东晋的玄学大行其道，是中国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大争鸣，取得的成果不仅在于思想、政治层面，对文学、诗歌、宗教，书法、绘画也起到了开启新风的良好影响。乱世不但出英雄，还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这也许是因为乱世中旧统治者无暇严格管控思想，而新兴统治者也需要推陈出新创建一套更适合自己统治的思想理论吧。

四是偏安与北伐。大片北方国土沦丧，按常人想法，东晋的第一要务应当是收复大好河山。事实上，北伐确实是贯穿东晋史的各种政治力量标榜的政治正确主张，而且大大小小举行过十四次之多的北伐西征。

和南宋相比，东晋的北伐条件优越得多。南宋的北伐对手，前金后蒙，都已经完全占领了中国北方，在政治经济优越感上也不输给南宋；而东各自为政晋的对手，除淝水之战前的苻秦，都是四五个各自为政相互战争的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不但经济落后，在政治上也有自卑感，承认东晋是华夏正统。但东晋的十四次征伐，却是败多胜少，即使小胜收复了一些失地，不久也会重新被敌人占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十四次征伐中，有七次（含殷浩三次，谢安一次，刘裕三次）是由朝廷中枢支持发起的，除了谢安那次得到各藩镇支持，其余各次多数强镇都作壁上观。而由藩镇先行发动的七次征战，朝廷中枢则消极应付，不予积极的军事配合和财政粮饷。

如此一来，每次征战，都不是东晋以倾国之力对付一个北方政权，以大打小的优势就荡然无存甚至敌强我弱了。

如果再仔细推敲，那七次得到朝廷支持的北伐西征，都和皇帝没啥关系，殷浩的三次是当是执政的司马昱为抵制桓温而为；刘裕的三次是在他完全掌控中枢政权后所为，刘裕也是个强藩，所以这三次严格说来也是由强藩发起的。

由此可见，史书说东晋偏安东南一隅，实际上偏安派主要在朝廷中枢，以皇室和执政的世家望族为主。他们偏安，也不无道理，有时是兵力财力确实困难，有时是疑虑强藩北伐不安好心。而强藩的北伐，也确有借北伐扬名立威攫取朝政之嫌。如此朝野上下同床异梦勾心斗角，怎么可能取得北伐的彻底胜利？

东晋多次北伐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民心军心。在这十四次西征北伐中，很少有东晋百姓踊跃参军捐资的“义举”，也很少有敌占区百姓举旗助战王师的记载。这说明民心“偏安”。而在历次北伐结束后，留守收复地区的东晋军队，也没有什么守土斗志，基本上敌军卷土重来轻而易举就能重占城池疆域。刘裕攻占长安后，召开军事会议征求将领意见，绝大多数将领急于回乡，不愿意继续西征甘凉。而后留守长安的王修、王镇恶、沈田子及派去增援的朱龄石，都是灭后秦的骁勇将领，却在大夏匈奴兵进犯时拱手退出长安。可见军心也“偏安”。

这种民心军心“偏安”的现象，几乎在每次外敌进犯华夏时都会有所表演，其深层次的原因又何在？应该是当代史学家很好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