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平

　　《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天下臣民都必须给君王纳税服役。所纳之税，现代称为个人收入所得税。

　　《国语》记载：鲁国公卿季康子执政，打算加税，派税官冉有请教孔子。孔子生气地回答：难道你不知道吗?先王实行井田制，只征十分之一的公田之税。季康子不按周公的制度执行，又何必来问我呢!冉有最终还是帮助季康子聚敛赋税。

　　《孟子》记载：魏国宰相白圭实行宽政，欲将“十税一”减为“二十税一”，亲自去征询孟子的意见。孟子回答说：你这是北方戎狄之国税制。戎狄之国不置署衙，不设官吏，二十税一足矣。而中原国家宫廷宗庙、君臣百官齐备，二十税一怎么能足用呢?白圭最终未实行“二十税一”。

　　“十税一”是孔子、孟子赞成的税率。低于此，不足国用;高于此，百姓困乏。所以，后世儒家视“十税一”为天下中正。

　　每个朝代开国之初，税率大致都在“十税一”上下，但到朝代之末，税率都会提高到20%以上，甚至达到50%。以西汉为例，文景之治的土地税为“三十税一”，但若加上人头税，也达到了“十税一”。到西汉末，对农民横征暴敛，便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

　　在封建时代，农民不堪重负主要由三个原因决定。一、实行单一税率。小农耕田百亩，三十税一;地主田连阡陌，也是三十税一。从秦汉到明清，土地税从来没有累进制这一说。地主因而有财力购买更多的土地，形成更严重的两极分化。二、对商人征税太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农业思维代替商业思维，以土地税率代替商业税率。所谓重农抑商，只表现在政治上，而从未表现在税制上。商业利润高，商人便有巨大财力参与土地兼并。三、地主、富人瞒田瞒产，偷税漏税，而一个地方的税收总额是必须完成的，于是便转嫁到穷人头上。

　　农业社会存在的税制弊端，在工业社会得到纠正。首先，工商税率高于农业税率。当工商税成为财政收入主体时，国家就有能力免除农业税。其次，个人收入所得税实行累进制。收入越高，税率越高，同时对富人的收入进行监控，使其不得漏税。再者，对低收入者免税。如今“个税”起征点从800元调到1600元，再调到2000元，随着经济发展，“个税”起征点还会上调。

　　税率，不只是财税概念，更是执政理念。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针对天下臣民征税，人人按相同的税率纳税，似乎天经地义。在现代工业社会，针对天下财富征税，以累进制税率调节贫富差距，这才能体现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