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平

　　1996年至2005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与当下的新医改，虽然是两个领域里的改革，但是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温故而知新，回顾农村税费改革，可知新医改的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和各项收费逐年加重。农业税从几十亿元上升到几百亿元，而同期的各项收费则是农业税的5倍以上。从1985年到1996年，中央先后下发9个红头文件，每个文件下发都会使农民负担暂时减轻，但不久就会出现反弹，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一时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逐年严重起来，政府也曾以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解决，但也是只奏一时之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财政体制。财政是分级财政，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越往下越穷，越穷便越加大征收税费的力度，农民负担的税费就是这样加重的。同期，各级公立医院也被推向了市场，财政很少拨款甚至不再拨款，于是，医院便向病人多收费。

　　农村税费改革在1996年开始试点探索，有三种模式:一是把费改为税;二是把征钱改为征粮;三是把按人征收改为按亩征收。不管哪种模式，都没有把总量减下来，反而在增加。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探索者既想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又不想减少基层财政收入，结果基层财政仍然要加重农民负担。同期的医疗体制改革也是五花八门，最典型的是把公立医院卖掉，财政彻底扔掉包袱，而看病难、看病贵则更加严重。

　　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转变为“取消一些税费，调整一些税费”，使税费的总量下降30%左右。可是，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的运转、公共事业、干部工资，都有赖于农民上缴的税费，税费减少以后，干部发不下工资了，许多事情也干不成了。于是，中央财政、省财政只好向县财政拨款，财政术语叫“转移支付”。当下的新医改，减少甚至取消医院对药品的加成，可以缓解看病贵，但是同时也需要财政增加拨款，如果不增加拨款，医院就会在别的方面加价，还是解决不了看病贵的问题。

　　2004年，中央宣布将逐步取消农业税，一些省当年就取消了，到2006年，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历史舞台，国家的税都不收了，地方的费还能收吗?农民一分钱也不用缴了。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省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完全弥补了取消税费以后基层财政形成的缺口。同理，当下的新医改，最终将取决于财政对公立医院拨款的多少。多年来，财政拨款只占公立医院支出的10%左右，只够给医生开一两个月的工资，公立医院要生存，只好取利于病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好比过去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关系，这是两条相同的食物链，吃与被吃是必然的，医德、医风，党风、政纪，都无奈其何。只有财政拨款足以维持公立医院的运转，才能真正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才能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财政理念逐步转变的过程。从行政命令减负到降低税费再到取消税费，尔后又财政补农，终于确立了公共财政的理念。所谓公共财政，就是政府出钱办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

　　关于新医改，如今有多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老怕政府出钱多，背上全民医疗保险的包袱，这是新医改最大的阻力。当初农村税费改革，也出现过类似的观点，但最终阻挡不住历史的趋势。新医改亦然。

　　农村税费改革持续10年，新医改也要持续10年吗?十年太久，只争朝夕，前车已经探明路径，后车就应当快马扬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