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平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医患冲突事件:一名农民因肾结石住院，手术后不久死亡，死者家乡的100多名农民大闹医院，与数十名医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各有若干人受伤;为避免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市政府出面，说服医院接受了患方提出的赔偿21万元的要求;事后数十名医生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惩治凶手……

　　在南平市，这起医患冲突只是冰山的一角，据报道，该市10个县、市、区从2006年到2008年共发生各类医患纠纷554起，总赔付金额高达1171万元。

　　在全国，近几年医患纠纷已是司空见惯。据报道，2006年全国共发生医患纠纷估计有1万起，之后未见数字报道，但只会多，不会少。2009年，湖南省政府下发文件，要对医患纠纷集中治理，可见医患纠纷有多么严重。

　　关于医患纠纷，各类媒体的评论多如雪片，大致有下列三种观点:

　　1.打击“医闹”。由于医患纠纷居高不下，催生了一群帮助患者闹事的职业者，“闹”得赔偿以后，他们从中分钱。

　　2.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的处理，由医学会负责，舆论认为医学会可能偏袒医院。患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大多不愿意做鉴定，只愿“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就“闹”。于是，舆论认为应借鉴国外的做法，由独立的第三方牵头做鉴定，比如消费者协会。

　　3.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和人文医学教育。医德医风教育从来就没有松懈过，人文医学教育则是空白。所谓人文医学，就是与患者沟通的技巧。许多医生懒得与患者多说一句话，何谈学习沟通的技巧。

　　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打击“医闹”，可以维护医院正常秩序，但不能减少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患者不“闹”，不等于没有纠纷;让独立的第三方牵头鉴定医疗事故，或能公平，但不能预防事故和纠纷的发生;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和人文医学教育，可以减少事故，减少纠纷，却不能改变医院的体制和机制，体制和机制才是产生医患纠纷的土壤。那么，怎样治本呢?笔者做如下浮想联翩：

　　想到农民负担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直到2004年以前，农民负担逐渐加重，干群关系紧张，每年都发生大量的恶性事件。中央三令五申，光红头文件就下了9次，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好不了多久又继续恶化。根本原因在于，干部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干部向农民收钱，是为了发工资，干达标工程出政绩。2005年起，许多省免除了农民负担，2006年，全国免除了农民负担。干部发工资和干达标工程的钱，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拨款。从此，干群关系得到根本好转。

　　想到义务教育负担问题。与农民负担相伴随，许多农村孩子上不起学，因为学费太贵。为什么贵呢?因为学校要向学生收费给老师发工资。不是义务教育吗?可是那个时候曲解为:“家长有义务送孩子上学。”而回避义务教育的本义。在免除农民负担的同时，政府也加大了义务教育投入，老师的工资和办学经费由政府负责，农村孩子再也不会因学费贵上不起学了。

　　目前进行的新医改，也像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一样，都是一场政府出钱的改革。政府已经出钱实行了城市医保、农村新农合，但是还不够，还要出钱给公立医院。长期以来，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一般只占支出的10%，这怎么够呢?因为不够，所以公立医院必须逐利，利从何来?只能从患者身上来。因为逐利，所以看病贵，因为看病贵，所以患者有怨气;因为有怨气，所以医生有小过，患者就大闹。医者仁术，医德医风本是医生天性，因为逐利，这种天性就有可能泯灭。这才是医患纠纷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各级公立医院都不再逐利，那么就不再竞争，这样就可以统筹调剂优质医疗资源，使县级医院达到省级医院的水平，从而分流患者，缓解供求矛盾。

　　如果公立医院的医生也像农村干部和教师一样，工资由政府财政发给，公立医院的设备也由政府财政购买，那么，禁止公立医院和医生逐利就可以做得到，从而减少医患纠纷。医疗行业是个高风险行业，医疗事故总是难以杜绝的，但是如果像发达国家那样，以政府为主，建立风险基金，用于赔偿患者，那么公立医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医疗事故百般推诿甚至做手脚。或问：政府有那么多钱吗?回答是：有。卫生投入是加大了，但比例仍然不高，如果在其他方面节省一点，如吃喝招待，如小轿车，如一些华而不实的工程，等等，那么完全可能在几年内使卫生投入逐步到位。这是治本之策。

　　总之，既治标，又治本，才能扭转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