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养狗，实在是自找麻烦。 　　

本来不论女儿怎么吵，我们都没打算答应的，但友人家的狗生了一窝五只小狗崽，说如果找不到人认养就要被抓去杀了，于是一念之仁，换来了女儿的三日雀跃，和我们的十年麻烦。 　　狗是上海土生土长的“草狗”（台湾叫土狗），个头很小，模样机灵，让人想起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畅销书《窗边的小豆豆》，于是给它取名“豆豆”。 　　

说实在，豆豆是蛮可爱的，特别是小时候，上下楼梯每步都要摇摆屁股，还会跳起来接面包粒，和人抢着撕扯旧布娃娃……让我们享受了养宠物的诸多乐趣。但最麻烦的是每日得带它出去解放，不论日晒雨淋。可平日家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谁有这种闲工夫？当初女儿口口声声说要负责的，结果三个月新鲜过后，这事儿也就给黄了，后来多半是家里请的阿姨在带。 　　

阿姨退休返乡后，家里新请了一位小张，每天中午来帮忙，晚餐后离开。我们家务不多，对她唯一的额外要求是：早上七八点必须来遛一趟狗。 　　

有次家里有事，我弄到八点才出门，发觉小张还没来，一直拴着的豆豆已经忍不住在狗窝边大小便了。当晚下班我便说了她。 　　

过几天我又因事晚出门，没想到小张还是没来，豆豆又在家里大便，也不知这是第几次了，这下我气不打一处来，决定开出最后通牒。 　　

按照企业的习惯，我打算先给她口头教育，继之以威胁：再让我在家里看到一次狗大便，扣工资10元；第二次100元；要还有第三次，就只好请她走路了。主意既定，当晚执行。 　　

下班车上，想起最近读的《叔本华的眼泪》一书中讲到哲学家巴伯关于“我和你、我和它”的观点，我决定晚上换一种方法试试。 　　

回到家，我请小张坐下来：“你今早又没来遛狗，对吧？” 　　

“……”她低头不语。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因为今天特别忙，所以……” 　　

“不止今天，还有前两天，最近好像常这样。狗在家里大小便很不卫生，你不嫌臭吗？” 　　“那个以前的阿姨教我说：太忙就先不管它，让它便，等有空再来擦就是了。” 　　

“这不是擦不擦的问题。狗是有生命的，从前一晚到中午它已经被拴了十几个小时，还在窝边大小便，不难受吗？” 　　

“……” 　　

“遛狗不只是一件工作，也是在照顾另一个生命，对吧？” 　　

“……”

她看着我，有点茫然。 　　

“别的事可以先不做，狗一定要遛的。它虽然不会说话，却也是活的生命。你总不好虐待生命，对吧？” 　　

“……”

她点点头。 　　

“善待生命比应付工作更重要，你了解吗？”

“我懂了。” 　　

“以后不要再让它在家里大小便，可以做到吗？” 　　

“可以。” 　　

《叔本华的眼泪》是美国心理学家欧文·亚隆2005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透过虚构的情节，将19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一生和现代一个群体心理治疗的过程交错编织在一起，展开了一个关于生命、存在和死亡的动人故事。书中提及犹太哲学家巴伯（MartinBubber，1878-1965，也有翻译成布伯、布贝尔的）对人际关系的两种观点：“我-它”（I-It）和“我-你”（I-Thou）。 　　

人们面对人群的第一种态度是：期盼藉由人际互动得到某种好处。巴伯以“我和它”的关系来形容这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人们试图从和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好处，因而是拿他人当成事物（“它”）来对待。 　　

另外一种待人的态度是：不寄望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什么，而只是以单纯的尊重、爱、友谊来对待。巴伯称这种关系为“我和你”。他认为，与一个人真诚交谈而不必扮演某种“角色”，两人才能在一种深刻而有意义的水平上相会。 　　

“我和你”、“我和它”的关系，在世间无处不在，也不难觉察： 　　

“医生对病人冷淡、机械地问诊、处方，是因视病人如”它“。反之，能真诚地宽怀病人，视疾如亲，眼中必定有”你“。 　　

“老师只想快速填鸭，让学生的录取率提高，则目光所及尽是”它“。反之，看到每一个学生的独特处而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才有”你、我“的关系存在。 　　

“销售员一心只想把产品推给客户，是把对方视作达成目标的”它“。反之，能急人所急，站在客户立场思考整体的解决之道，才能建立”我和你“的长远关系。 　　

当然，有很多时候，”它“和”你“并不容易分辨。吴起替士卒吮伤口，让他们感激涕零而勇于在战场上效死；公子光（即阖闾，夫差之父）替专诸奉养老母，让他感恩戴德而献身去刺杀吴王。在吮伤口、养老母之时看似”我和你“的关系，到了让人牺牲生命的那一刻，却露出了”你“其实只是个”它“的真面目。至于燕太子丹厚待荆轲而入之于秦，二者是以大义结合，就不宜和吴起、公子光相提并论了。 　　

《宝王三昧论》有云：“交情不求益吾，交益吾则亏损道义”（与人交往，不可存了要有益于己的念头）。这个要求，对现代人确实高了点--在商业社会的熏染下，现代人动辄大谈“人脉资源”时，哪个不是在“求益吾”？人人不断地在不自觉中计算利害，调整言行，同时也就在不自觉中将自我和他人都从“人”变成了“物”。 　　

我曾经有位信奉“老板生而孤独”的上司，在开会时向所有部属直言，他不打算和任何同事做朋友，因为“公私分明、保持距离，对大家都好”（免得要开除人时说不出口？）。这观念表面上有专业管理的味道，实际上岂非将所有人都当成“它”来对待？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和同事成为朋友，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真诚地成为合作无间的团队。要与不要，决定了我们的用心与否。 　　

在开会和与人交谈时，究竟是真诚交流，还是只想忽悠应付，自己扪心就会知晓，旁人也自会觉察。所谓的“组织气候”，便取决于组织中多数人是将同事当成“你”还是“它”来看。 　

这也正是“法”无法取代“人”的原因。因为“法”无法微细到规范人的态度，更别说人的内心了。 　　在大组织中，有些人善用组织中的游戏规则，达到自己升迁掌权的目的，却不能真诚地和同事形成伙伴的关系。你看着觉得不妥，却又不能说他不对，因为规则是你定的，他只是照着你定的规则去玩罢了。 　　

但游戏玩久了，过于操弄机心的后果，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人世间有许多地方是游戏规则难以盖全的。即使一时能在游戏中胜出，却未必能赢得别人的认同和尊敬，也就难以长期领导团队。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真是一点不错。 　　本来“它”、“你”能辨处不多，“我和它”的关系自有其合理运用的领域。人必须学习出入于“它”、“你”之间，取得一个健康的平衡。巴伯在《我和你》一书中的结论是：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将不复为人。现代人在企业中一路历练，学得十八般武艺后，贵在返璞归真，将“它”逐渐变回成“你”，将“物”返回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