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讨论的这个恼人的话题——因为人保部官员的一句话，“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再次跃上媒体招摇显目处。按网上一副上联的说法，“钉子户在丁字台穿丁字裤走丁字步”，再次开始了新的一轮走秀。
　　新世纪以来，差不多前后已经有8年的时间，唤作“延退”的“（未遂）政策钉子户”每年都要登台表演一番，而每年又都灰头土脸地被公众赶下台。今年想必也一样，最终想必又会有级别更高的官员出来说：“这个问题还在研究之中”——Hi，有点新意好不好？
　　调查数据如此说？！

   “延退”这个钉子户遭到反对，有人民网的调查为证。报载：7日，反对者是74.5%；8日，已经到88.6%；到11日，在45万参与投票的网民中，93.3%投的是反对票。
　　反对一方的理由已然诉说经年：不记得已经有多久，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都徘徊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而其中有30%或更多一点是“自然更替”。而这些被“更替”的必然大多数是退休人员，有多少？300—400万！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这300—400万的岗位就不复存在。所以，“反对，不利于年轻人就业”的理由，应该是很充分的。
　　“延退”对大多数劳动者不利  要说明的是，反方的理由还有很多。从国际经验看，支持“延退”的，大多是白领阶层；而反对“延退”的，大多是蓝领工人。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而言是积累优势的，对蓝领而言增加的则是劣势。虽说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劳动的体力要求看起来有所降低，但实际上劳动强度和工作的紧张程度却成倍增加。

   所以，普通工人到了男50，女40以上，大多数都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在企业中的个人地位也会下降，再得不到老板的青睐。现在正方常常举出的例证中，有一条是中国实际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3岁或51岁，其实这个数据所证明的，正是不能搞“延退”。试想，现行的退休年龄还执行不了，再延迟5年岂不更扯蛋！
　　为什么不能延迟，因为蓝领工人到“4050”以后，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一旦被辞退，不但意味着不再有稳定的收入，还意味着仍然要交保险费。如若再延长5年，这样的苦日子有多难捱？——为什么要让中国的普通工人在退休前都尝尝这种苦涩呢？
　　再说，当年“4050”的下岗退休人员，现在是“5060”了，他们正到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领取养老金后，十几年来一直紧绷的身心可以稍微放松，也享受一下“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退休生涯。如果再要延迟5年，这与晴天霹雳有何差别？
　　“国际经验”不足为恃！

     主持“延退”的正方的另一个理由是，全世界都在搞“延退”，这是一种国际趋势。但是，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确实有一股“延退”风潮，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政策是针对老龄化造成的 “劳动力缺乏症”的。因为早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老年人的比重一增加，劳动力就短缺了，所以希望“年轻的”老年人多干几年，但可选择。
　　实行这样的“延退”政策的国家，譬如瑞典，对老年人来说，在领取退休金的总额上是不吃亏的。就是60岁退休或65岁退休，领取的养老金总额几乎是同等的。退休早，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就少；越是晚退，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就高——最后总额持平。显而易见，这样的“延退”政策并不是为了节省养老金。
　　近年来，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紧缩政策”中确实也包括了“延退”或进一步“延退”。但这是政府在已经资不抵债或即将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作出的无奈选择。若不“紧缩”，欧盟就不给予救助，政府就要破产。但从政策效果看，包括“延退”在内的紧缩政策并不成功，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经济仍在走向崩溃。

  所以，最近的法国大选，社会党就要抛弃“紧缩”，包括恢复原来60岁的退休年龄。奥朗德当选上台后，就已经在兑现这方面的承诺。
　　“延退必然”是谎言！

  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地就讲什么“必然趋势”。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9亿，其中大约还有1亿人没就业，所以就业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社会问题。从长远趋势看，虽然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正在加速，但到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7亿多接近8亿的劳动力。这就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优势，以劳动力的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规模相比较，中国并不缺人。
　　现在总有人在计算，到什么时候，会几个人养一个老人。光从社会保险的角度看，即从收多少保险费和发多少养老金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计算，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再想方设法多收少发，都不会找到真正的出路。原因有二：
　　其一，我们的制度从一开始建立，就有老人、中人。对于新制度而言，他们没有缴费或没有足额缴费——当年，他们以“必要扣除”的方式支援了国家建设，而这些“必要扣除”现在正蕴含在国有资产之内——有了这个“与生俱来”的缺口，怎么精算都难以弥补。
　　其二，社会保险制度的存在靠的是两个基础条件：一是不断有新人加入，而且最好越来越多；二是靠投资保值增值，使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然而，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做不到：一是老龄化的发展使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费者则会越来越少；二是国际、国内的资本市场都不景气，投资保值都难以做到，增值就更不用说。所以，单纯地用社会保险的眼光来看养老问题，一定是没有出路的。
　　养老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分配！ 

   养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而社会保险仅仅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跳出保险的框框，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的养老，实际上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在进入老年阶段时，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二是这些财富怎样分配，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多大的份额。只有从这两个基本条件出发，政策视野才能开阔：中国到老龄化最高峰时，还有7—8亿劳动力，如果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届时我们可以创造多大的经济规模和社会财富？然后，可以调动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所有分配手段来做好养老事业。
　　其实，我们的现行制度早已不再完全靠收取保险费和支付养老金等纯粹的保险手段。譬如，各级财政每年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投入2011年已经高达2272亿元；占当年基金总收入的13.4%，占当年基金总支出的17.8%。又譬如，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中，财政支付的655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61.2%，是基金总支出111.4%。
　　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是三方分担的，除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外，还有国家扮演的这个“最后出台的角色”。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发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家财政的投入完全是应该的。这本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惊小怪实在是没有必要。
　　【结语】

    对“讲政治”这个词，我本来有点不感冒。但现在我不得不用这个我不感冒的词给我更不感冒的“延退”扣一下帽子。《人民论坛》最近讨论“无察觉危机”，据说很受重视。其实，说白了，世上并没有什么危机会是事先完全没有征兆的。关键的是，决策者是否把它当作一种预兆。可以说，反复唠叨“延退”这个“政策钉子户”，很有可能是一个恶兆，唠叨一次政府就失一次分，会加深公众对政府不诚信的印象。
　　最近读《孟子》，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我的理解，孟子的说法是，得天下在于得其民，得其民在于得其心，而得其心就要想“民”所想，他们想要的就痛痛快快地给他们，而他们所不想要的就不要硬塞给他们——就这么简单！录此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