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施小炜——杂文是村上的某种战略

2013年03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因为村上作品的畅销反而不愿意看他的小说了，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施小炜：很多经典作品在它们的那个时代都是畅销书，畅销不应该作为衡量作品严肃性的尺子。在出版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有人甚至愿意抄写，让好的作品保持流通的状态。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在他们的时代都是畅销书作家。问题的关键是，作品畅销的理由是什么，在今天，很多畅销书是炒作的结果，但我不认为村上的畅销是炒作的结果。他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使得作品得以畅销和长销。

　　我认为村上有意识地在严肃作品中引入娱乐性的因素，他提出要写“综合小说”。“综合小说”有很多理解，我的理解是把纯文学的严肃性和娱乐文学的娱乐性巧妙地结合，要理解这一均衡的特质，需要了解日本文学的一个背景：日本文学有一个传统，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一直分得很清。

　　中国大众与生俱来地对小说娱乐性非常容忍，很多是不具有纯文学的严肃性的。但日本大众文学一直被看得很低。这是一个文学标准的传统。战后的日本文学在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这两个领域有融合的趋势，村上的作品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找到想要的，可以关注其严肃的命题，也可以只瞩目其作品中的娱乐性。

日报：你如何理解翻译中保持“语言本土性价值”的问题？

施小炜：一种语言的特征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命运发展过程，因而有特殊性。翻译过程中，有些是可以翻译的，有些是没办法翻译的。一般有两种做法，要么找到相似的词汇，要么直接导入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村上的作品爱用一些离奇的比喻，读的时候可能要转一个弯，翻译过来就会出现一些我们不习惯的表述。按照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我们需要牺牲一些我们的本土性，吸收一些新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应该把新的、陌生化的表达借鉴进来。但这个度需要把握，应该让读者读起来比较自然，同时得到一些与我们的思维和表达习惯不太一致的陌生化效果。

日报：很多小说家只在小说的系统中发言，他们不接受采访，不以任何形式提供通往小说的解释之路，而村上却写了很多杂文，有人说这样会消解他作为小说家的力量。你怎么看村上的杂文？

施小炜：这甚至不妨可以理解为他的某种战略。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奉行一条原则，不去多余地、没事找事地评价自己的作品。有些读者或许希望通过他的杂文，得到一些需要跟作家本人直接接触才能得到的更好地理解他小说的信息。结构主义理论诞生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奉行“作者死了”的方法，村上对此可能有比较深的理解，他在给松家仁之的邮件里说：作者必须是最后一个谈论自己作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