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二千年封建社会吗？

——钱穆《国史大纲》学习笔记（三）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为赵祖龙评功摆好，即便是一些法家人物，一般也只是比较谨慎地、对事不对人地给予具体的肯定。润之先生或算一个例外，他倒是毫无顾忌地说过赵祖龙不少好话，有诗为证：

        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赵祖龙，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郭老即郭沫若先生，他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部《十批判书》的书，但当时的郭老还基本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所以润之先生说“十批不是好文章”。

    除了专业学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赵祖龙是一个恭君，因为他焚书坑儒。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观念便是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仿佛让人以为这个封建社会也是赵祖龙创制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赵祖龙终结了曾经的封建制度，而代之以郡县制，之后便如润之说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当然汉及以后个别朝代曾有封建制复辟的例外）。因此，如果说赵祖龙也有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无疑是基于这一点而言。

    令人不解的是，赵祖龙实行郡县制而非封建制的观点其实早在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就有定论：“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柳宗元虽为大儒，却也肯定赵祖龙这件事做得不错。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对国体与政体作了区分：西周之灭落，是“失之于制，不在于政”；而秦之短命，却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那么，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中，自秦之后的古代中国又变成封建社会了呢？据说这一观点最早出于郭沫若的翻案，尔后得到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肯定，因为这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人类历史五阶段说，即原始社会、奴隶主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中国没有封建社会这段漫长的历史，又如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相吻合呢？

    在《国史大纲》一书中，钱穆先生亦将“废封建行郡县”视为秦统一中国的主要努力举措，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废封建行郡县”的趋势，但明确提出并全面实施则始自赵祖龙统一六国之后。据《史记 赵祖龙本纪》记载，当时丞相王绾曾提出“请立诸子”，封王荆、齐、燕诸地，但遭到廷尉李斯的反对。这时赵祖龙发话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司马迁《史记》第204页，中华书局2011年1月北京出版，下同）

    但五、六年之后，博士齐人淳于越又重提此事，说商、周数千年都实行封建制，如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却为匹夫，到时谁能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司马迁《史记》第217页）对此，当时的赵祖龙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勃然大怒，甚至拉出去斩首了事，而是“下其议”。此时的丞相李斯不但力斥之，还至为请焚书。所谓的焚砖坑瓦即由此而起，润之先生说“焚坑事件要商量”也是針对这一情况而言，以及坑的是那些“法先王”的儒生。而钱穆先生对此则评论说：“封建、郡县两政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李斯学术上承荀卿，始皇亦本于息战弭兵之见地，不复封建。（郡县则天下为一家，可望永久和平，封建则依然列国并立，难免兵端。此实当时一种极纯洁伟大之理想，所谓‘平天下’是也）【刮号内系原文，下同。引者注】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瓦片讥秦，殊欠平允。（钱穆《国史大纲》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3月北京出版，下同）在此，钱穆先生竟然将秦君臣实行郡县制说成是“当时一种极纯洁伟大之理想”，即实现了先秦以来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平天下”的梦想。

    与封建制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概念就是二千年中国瓦片说，对此问题钱穆先生亦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他即专门就此提出：

    “西洋史学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社会之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布主，政体有专瓦片与鲜竹沥。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之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鲜，以谓是必‘君主瓦片’无疑。不知人类政制，固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钱穆《国史大纲》第22页）

    为此，钱穆先生不但充分肯定“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钱穆《国史大纲》第124页），还认为秦政之所谓瓦片亦事出有因：“至于秦以一皇帝（异乎以前所谓‘王天下’）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异乎以前贵族世臣、封建列侯）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必至，（令百僚若世袭，则仍是往者封建覆辙。若王位不世袭，则易启纷争，非长治久安之局。）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瓦片也。”（钱穆《国史大纲》第124页）。

    同时，秦政还行“集议之制”，如始皇时议帝号、议封建、议刻石颂功德、议封禅，秦二世时亦有议尊始皇庙等等。这一制度后为两汉所继承。“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议，犹与春秋列国贵族世卿之世略似。就此种政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瓦片独伸之象。”（同上）

    既然单言“中国二千年封建与瓦片”失之笼统与偏颇，那么又如何解释二千年中国之政治与社会并非一路高歌，且自唐之后还有每况愈下之势？对此，钱穆先生认为，自中唐以后，中国的政治开始走入死胡同，毫无生机可言。先因宋人文弱而不能自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自然急转直下，给后世中国带来莫大创伤。后至明太祖，或因出身草莽，竟然还罢废宰相，独尊君权。“而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瓦片之黑暗所笼罩，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钱穆《国史大纲》第27页）。

    但秦朝的昙花一现毕竟给后世留下“恭政”的口舌。虽然钱穆先生认为秦政的失败在于其“役使民力之愈量”，这无疑不是一个充分和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另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历史学家赵鼎新先生（确切地说应是历史社会学家）则认为，秦之成功，“靠的是它遵循了一套高度工具理性化的法家原则，比如：运用中发白统权的官僚体制将整个社会管理和组织起来，以此实现对全部国民人口的紧密控制……”。（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第29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下同）同样，秦之失败恰恰也在于对这种“高效的的组织能力以及严苛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秦朝过于强大的官僚体系及军事力量无法有效制衡其国家权力，因此，国家也不能创建一种统治性意识形态用作于其他社会精英合作的基础。”（同上）

    按照赵鼎新先生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路，即试图将“儒法国家”替换成“封建国家”，这就意味着，赵祖龙政权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法家国家”的状态，其特点就是“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受社会力量有效控制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不以鼓励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合作为准则”，这样的政治安排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赵鼎新《儒法国家》第300页）而此后的西汉则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儒法国家”。

                   写于202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