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清代手抄剧本《梅龙镇》
前余姚文化馆馆长钱百治先生在其《余姚梨园史话》一书中曾附录他收藏的清代手抄本剧目,多达六十余种。我有幸在陈元振先生的文德园里亲睹其部分真迹,并征得他的同意,选了《梅龙镇》等几本,试图“带回去研究研究”——这应该是比鸠山先生在李奶奶家拿走的老皇历还要老的东西。
钱百治先生是余姚文化界的老前辈,著述颇丰。尤其是《余姚梨园史话》一书,更是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魏翼唐先生赞其是“通俗易懂,知识性和趣味性兼备,不失为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普及余姚戏曲的好书”。在《清代姚江戏曲概述》一文中,虽为概述,却也比较地完整和全面。从明代盛行的昆曲和余姚腔说起,然后是北方的秦腔和梆子腔与南戏的结合形成“乱弹腔”,继而是滩簧的兴起与流行。也就是说,整个清代,昆曲开始衰落,而曾为王阳明先生所热爱的余姚腔更是不知所终。相比较当时盛行的“乱弹”和滩簧,余姚腔及昆曲败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太阳春白雪了。而阳春白雪所以会消散殆尽,我以为是清朝的阳光远没有明朝明媚,清朝的白雪(至少是汉族的富人与中产)也被不断地稀释和融化。昆曲或者还有余姚腔之于明朝的中国,犹如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之于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堂堂的大清帝国似乎无意也无力承受这汉民族的艺术之重,代之而起的便是这下里巴人的“的笃”班了。
我当然没有太多贬低“乱弹”和滩簧的意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乱弹”和滩簧,也就没有当今江浙一带如此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诚如胡适先生在为《缀白裘》作序时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插科打浑的俗戏都是中国近世戏曲史上的重要史料,它“使我们可以考见乾隆以前的民间俗戏是个什么样子。这是《缀白裘》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参见中华书局《缀白裘
》第8页,2005年9月北京出版)我只是想说明,钱百治先生收藏的这些清代手抄剧本包括《梅龙镇》,应该是适宜于“乱弹腔”(钱百治先生称之为高、昆、乱三合一班)演出的剧本,相应地这些剧本也被叫做“三合一”剧本。而滩簧小戏则另有剧目,据称余姚滩簧戏有72本传统戏,钱百治先生在书中罗列了其中60余种,如著名的《水作》、《打窗楼》、《庵堂相会》等等。至于象《牡丹亭》、《琵琶记》、《桃花扇》这些大型的剧本则被另列为“昆曲剧本”。不过,我原以为这“三合一”剧本与“滩簧小戏”剧目不至于完全地井水不犯河水,尤其象《梅龙镇》这样的折子戏应该也适合余姚滩簧的演出,但日前我去拜访年迈的姚剧艺术家费凤鸣老师,她似乎对此剧本毫无印象。下面我就《梅龙镇》这一手抄剧本的相关问题谈一些浅见,或能抛砖引玉。
一、手抄本《梅龙镇》成书于何时?
钱百治先生收藏的手抄本《梅龙镇》封页上有“庚午年”及“菊月”字样。近代的庚午年分别为1810年、1870年、1930年,比较接近手抄本时间的应为1870年,亦即清朝同治九年,也是余姚滩簧鼎盛的时代,这是其一。其二,手抄本上贴有一张邮票样东西,陈元振先生认为是税票,如是,则上面有“浙江省道”字样,说明是清朝的税票。其三,在钱百治先生收藏的清代戏曲剧本中,还有一本与《梅龙镇》相同版本(同出一家之手)的手抄本叫《双贵图》,封面上有“乙卯年”、“季冬”字样。近代乙卯年分别为1855年、1915年、1975年,如此,1855年显然比较符合手抄本的时间,而此书的封底页内有一张衬纸,上有英文内容,其标题的意思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会有互惠吗”?而美国和加拿大就互惠问题的谈判恰好发生在1854年。因此,这很可能是抄写者将家里的英文报纸或书刊剪下来当作衬纸,时间也正好吻合。我因此认定这两个剧本分别抄写于1870年与1855年。
二、《梅龙镇》与《缀白裘》的关系
据梅兰芳先生《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记载,《梅龙镇》一剧源出《缀白裘》一书,当时剧名为《戏凤》,说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微行戏民女的故事。而《缀白裘》是清代乾隆年间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收录当时剧场经常演出的昆曲和花部乱弹(即梆子戏)的零折戏,多达80余部400多折。早在1918年秋,梅兰芳就曾找余叔岩初排过《梅龙镇》一剧,后于1925年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发行。2001年,由章瑞虹等主演的越剧《梅龙镇》也获得当年中国戏剧节曹禺戏剧奖,但越剧版本的内容与《缀白裘
戏凤》已相去甚远。

照例,钱百治先生收藏的《梅龙镇》当从《缀白裘》中抄写或转抄而来,但这只是猜测。首先,既使是京剧《梅龙镇》的剧本与《缀白裘
戏凤》也不尽相同,当然,手抄本与京剧剧本在诸多文字上亦有出入,但两者的人物编排及故事情节则基本与《缀白裘
戏凤》相同。问题是,如果他们都是从《缀白裘》上抄写而来,为什么不照搬照抄呢?试以开头为例:
手抄本:
【正生上】
【引】五皼乘马天未晓,不负明月满欄杆。
【白】一统华夷真山河,龙床凤枕不快乐,离了北京燕山府,问知大同景致多。寡人朱燕王,国号正得,(应为正德,笔者注,下同)。昨日江斌奏道:大童(当为大同;江斌,一作江彬,正德皇帝宠臣。)甚是美景,寡人扮做军家模样,私自游玩散心,宿在梅龙镇上。听得巡更佐夫之言,要茶要酒桌旁有木马三拷,是有提茶酒之人。寡人想起朝国之事好不孤单人也。
【唱】悄悄的离了燕山府,问知大童(应为同。)景致多,扮做军家王不做,瞒过文武两班人,移步儿进了店堂内,不见提茶酒家人。桌上孤灯有一盏,闷恹恹坐在朱朝庭,忙把木马连声拷,看他提茶摆酒人。
京剧(根据《戏考》第二册整理):
(正德帝上。)
正德帝(引子)龙游芳草地,凤绕牡丹池。
(念)大明统一锦山河,龙车凤辇难快活。孤王离了
燕京地,闻得大同景致多。
(白)孤,大明天子正德在位。是孤来在大同,住在李龙店中。是他言道:要茶要酒,将木马一响,有人送来。今晚夜宿梅龙镇上,好不闷煞人也。
(二黄平板)有孤王坐至梅龙镇,
想起了朝中大事情;
将玉玺授与了龙国太,
朝中大事付与了众卿。
孤王将木马一下响,
看看来的是何人呀,啊,是何人。
《缀白裘
戏凤》:
(生上)
【梆子腔】为君的夜宿在梅龙镇,见惨惨昏昏灯不明。叹朝纲多少文和武。只有那江彬知我心。猛听得谯楼更鼓响,孤身独坐冷清清。那酒保说将木马来敲动,里边自有送茶人;孤家试把那木马敲三下,且看他提茶送酒是何人?
(贴上)
【前腔】勿听得木马三声响,待奴家出去看分明。行行来到了客房外,{呀!}原来是一个军家吃糧人。忙将酒儿放在桌儿上,{客官请酒。}脸胀通红转房门。(下)
手抄本及京剧《梅龙镇》与《缀白裘
戏凤》三者的内容应该是大同小异,不同的只是唱词念白,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却令人费解,京剧《梅龙镇》闻世较晚则可理解,为什么相对与《缀白裘》年代较近的手抄本也自成一体呢?我因此推猜,钱百治先生收藏的这本《梅龙镇》估计出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根据《缀白裘
戏凤》改编而来;二是根据多年、多人辗转传抄而来;三是当时的艺人回忆口述整理而来。这三种情况都不便排除,如是口述记录而来,那么剧本中许多的错别字便好解释,尤其是同音不同字的错别字特别多,如大同的同写作童,哪里的哪写作乃,丫头的头写作豆等等。据费凤鸣老师的说法,她当年刚进余姚“滩簧小组”的时候也是没有剧本的,都是靠师傅们口授传唱,靠自己的记忆。象著名的第一代姚剧旦角刘芙蓉老前辈根本就一字不识。当然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它可能出自第一种情况,即由《缀白裘
戏凤》改编而来。
三、手抄本《梅龙镇》抄写者辨识
在钱百治先生收藏的清代手抄戏曲剧本中,有不少在封面上都有“泷汇丰”三个字。可惜的是,这三个字中的“泷”字只是我的猜测,原字是酉字旁加一个龙字。《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这个字,于是我猜测可能是一个泷字。理由是:一,古人可能有将酉字旁与氵旁通用的习惯;二、泷的一个词组叫泷漉,即淋漓,解释为“盛多的样子”。而泷与汇丰结合,更加突出了汇集、丰富、盛多的意思。这让人联想起《缀白裘》一书,这个“缀白裘”的意思也是“取百狐之腋,聚而成裘”之意。我所以如此咬文嚼字,意在证明这“泷汇丰”很可能是手抄这些剧本的主人的商号。而抄写者(或者是听写者)有可能是这家商号的主人,也可能是他雇用的书童、秀才之类。所以他可以源源不断地抄写出版,且时间跨度至少从1855年至1870年。那上面的税票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且手抄本的格式都非常一致,并有明显修改校正的痕迹,似乎很想表明此书是正规出版的。
最理想的假设是,这“泷汇丰”可能是清代余姚一家颇具规模的出版社,或还是百年老店。老板聘请了当地最有名的秀才或举人,先是请他们从《缀白裘》中选取相关剧目加以改编,然后叫书童们一一抄写,多多益善,不愁销路。这样,我们还可以对手抄本中出现的几个特点找到合理的解释。一是错别字甚多,且有明显的修改和校对的痕迹;二是有许多余姚方言掺杂其中;三是个别唱词或细节的改编甚至不亚于《缀白裘
戏凤》,可见余姚秀才扎实的文化功底。
四、手抄本《梅龙镇》里的余姚话
阅读手抄本《梅龙镇》,你自然会感到一股老浓的余姚味道扑鼻而来。个别余姚话的运用,简直令人叫绝。如唱词中有一句“忙把木马连声拷”,这个拷字无疑是个错别字,但余姚人看了却是别样的亲热,因为余姚人就是把敲读作拷。因此,这个字既使是书童们写错了,老先生校对时也会眼开眼闭,一样觉得还是“拷”字好。
又如,正德皇帝乘李凤姐替他斟酒时,用手刮了一下她的手心。这个刮在《缀白裘
戏凤》里写作搔,因此,我认为这个“刮”很可能是挖字,余姚人说“挖我弄啥西啦,痒痒格之”,此“挖”不就是掻之意么?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当李凤姐责问正德帝“侬挖我弄啥西啦”,正德帝先是解释可能是自己的手指甲太长把李凤姐的手给刮着了。然后,李凤姐便反问道,格我手指甲也介长,为什么没有挖侬着啦?正德帝因此一本正经地答道:“吓,酒大姐,为军依使庞着原来是有的,待我伸出手来十下五下任你去挖”。这个“依使庞着”是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一种解释是我们余姚话说的“意思几碰碰(旁旁或庞庞)着总归有格”,当然还可解读为依照情势庞(碰)着哉!还有什么语言能比阿拉余姚话更能将正德帝与李凤姐那种打情骂俏、吃豆腐幸开心表现得如此活灵活现。
不过,自南宋以来,吴方言已开始出现在各种戏曲杂剧小说中,到了明清时期更是俯拾皆是。如在手抄本《梅龙镇》里常常出现的一个语气词叫啐,(在《缀白裘
戏凤》里也有)这个字的一个读音为qi,读气,表示唾弃、斥责或轻蔑的意思。如,当正德帝故意问李凤姐的丈夫到哪里去了,李凤姐便qi的一声:“啐,军爷你出门人不带眼晴了?”如同我们余姚人说:“啐,侬得来话啥西哉,眼晴呒没介!”
五、手抄本《梅龙镇》与余姚滩簧及姚剧
我所以满怀热情地读了几遍手抄本《梅龙镇》,是希望能从中发现有关余姚戏曲文化的蛛丝马迹,但事实上这个手抄本跟我们的余姚腔或者后来的余姚滩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反过来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对余姚滩簧的前世今生有了些许认识。
那天我去拜访费凤鸣老师,心想着她可能对这个手抄剧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久别重逢的感觉。结果她坦言自己从未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剧本。她说她于1953年底进入余姚“滩簧小组”,那时她们演出都是靠师傅们口授传唱,无论念白还是唱词,没有曲谱也没有剧本,考究的也就有个工尺谱,全靠个人的记忆。在她的记忆中,唱滩簧的人其实都是家境比较困难的人,既使经济状况还好的人,也只能是亦农亦戏,或是作为生活来源的一种补充,多是利用农闲时节,赚点“炒年糕”吃吃。所谓余姚滩簧,无非就是二、三个人上台演出,一把胡琴,一付“的笃”板,没有专门的服装和化妆,更不要说导演和舞美了。
问题是,根据史料记载,早于乾隆年间,已有“姚滩”职业班社盛演于余姚、慈溪、上虞城乡。而且还不断向外流传,东至舟山,西至绍兴、杭州各地,北达海盐、桐乡,直至上海。还与“小歌班”(越剧班社的前身)艺人合演于“华兴园”。一些著名的“姚滩”艺人均挂牌于上海各大戏院,在旅沪的宁绍帮观众中红极一时。(摘自百度“余姚滩簧”词条)这几乎与费凤鸣老师所描述的那个不无惨淡的“姚滩”景象对比鲜明。不过,从中我们还发现,“姚滩”的兴盛期正好与《缀白裘》的刊印时间一致,而百度“滩簧”词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滩簧,中国清代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戏曲剧种。兴起于乾隆年间,名为滩簧调,初为代言体的坐唱形式。道光以后,昆曲渐衰,遂以坐唱形式移植《缀白裘》中收录的昆曲折子戏。”不过,这里所说的滩簧主要是指前滩簧,与昆曲关系密切,而我们余姚滩簧则属于后滩簧,多取材于民间花鼓小戏以及用民歌小调演唱为主。但我们至少有理由期待,当年的“姚潍”戏班应该也曾演出过象《梅龙镇》这样的剧目。
如此说来,不仅我们的“余姚腔”遭遇了由盛到衰直至消亡的不幸,“姚滩”也未尝不是经历了由“红极一时”到“的笃”萧条的悲情命运。而费凤鸣老师所描述的那个简陋不堪的“姚滩”景象,应该就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整个滩簧走上衰败之路的必然结果。而这样的结果无疑跟当年的一场运动有关,这场运动叫新生活运动。我们差不多可以用“五讲四美”来解释这场运动的具体内容,而滩簧恰恰属于不堪入耳的“鹦歌淫戏”,因此便遭到有关当局的严厉禁止,不少艺人深受迫害,境遇凄凉。不过,主张禁演这些淫戏的还大有人在,其中包括当年的陈独秀,他说,观此等戏曲,即长淫欲之邪思,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故此等戏决宜禁止。(参见钱百治《余姚梨园史话》第65页,中国文化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所幸的是,奄奄一息的“姚滩”后来竟然绝处逢生,并脱胎换骨,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著名的地方戏曲,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其中,除了几代姚剧艺人尤其是第一代姚剧艺人的不懈努力外,则与当时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我甚至认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姚剧艺术。当年政府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发掘政策,可称得上英明伟大。
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成为巴黎歌剧院的宠儿一样,曾经的余姚腔未尝不在中国古老的艺术殿堂里享受过无尚的荣耀。后起的“姚滩”虽历经坎坷却也终成正果,但还是留下一丝不是不可克服的遗憾——我的意思是说,作为非遗文化的姚剧已经有了国家级的历史牌位,而多次进京或赴港演出也给足了姚剧艺术的莫大脸面。唯一遗憾的是,至少是具有200年以上历史的由“姚滩”演变而来的姚剧,却尚未在自己的乡土上建立一幢可供人们永久瞻仰的堂屋——姚剧博物馆。听说隔壁的鄞州有一家“咸齑博物馆”,还弄得来象煞有介事,那么我们的姚剧呢?至少比咸齑“博物”一点吧。
写于20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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