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冬游11二里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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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自驾篇 |
晋城至洛阳不过一百多公里,利用下午时间先转转二里头博物馆。
14:38,晋城南二广高速入口,968公里。
二广转连霍不远,15:43,会盟收费站出高速,1059公里,67.58元。南走乌海线,进偃师市地界。
《史记·夏本纪》:帝舜选择大禹作为继承人,禹避居阳城。但众望所归,最终大禹遵从民意,即天子位。
20世纪70年代、2002至2005年,在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王城岗(前文《观星台》西)发现了3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城址东侧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带有“阳城”戳记陶器,认为王城岗城址就是禹都阳城。


禹征三苗。豫西王湾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现明显扩张态势,从豫西急剧南进江汉平原腹地。
新密古城寨遗址,大致在公元前2090—2030年。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地上城墙总长1265米,残存高约7—16米。城外三面有壕沟环绕,城西临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


后羿代夏。夏启崩,子太康立。太康不理朝政,政权旁落,于是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意欲取而代之。后羿以善射著称,原居于鉏(chú,今滑县),后西迁于穷石(洛阳),并进入夏王朝的核心统治层。太康最终被后羿驱逐出朝廷,不得返国。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刘寨乡新砦村,主体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出现大量东夷文化因素,当“后羿代夏”期间的夏文化。发现一处“墠”(shan)类遭存,表明该地属于王都性质的都邑。

陶龟,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祭祀品,距今3850-3750年。长10、宽6厘米,头、足缺失,仅存龟甲部分,龟甲无纹饰。龟因其长寿,被视为灵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用龟现象。夏代以来,龟灵崇拜和用龟占卜的习俗逐渐增多。


第二展厅,赫赫夏都。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村落,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60年丰富的成果足已证实,二里头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


一号宫殿与祭祀坑。
1、2、3号建筑基址近旁,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尤其以1号宫殿基址最为集中。1号建筑基址上发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绝大多数打破基址的上层夯土,应属于宫殿使用时期,其中VM52、M54、M55三座小墓顺时针围绕着VH80,三座墓葬中的人骨均无随葬品,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


陶龟与陶鳖。
陶龟,1960年出土,与前展厅新砦遗址出土的陶龟比较,头、足残缺、仅存龟甲部分。背部为屋栋形,用方格纹表现龟甲图案,腹部平坦,龟甲的维甲报隆起很高,从纵侧西看呈三角形。这件二里头遭址出土的陶龟是夏代龟灵崇拜和用龟占卜习俗的实物见证。


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温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温酒或饮酒用的爵,饮酒的觚等,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等。
铸鼎象物。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埋有大方鼎的铜器密藏,殷墟则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司(后)母成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承。


陶方鼎。整体正方形,表面有类似太阳形状的涡纹。造型由浑圆鼓腹变为方形腹,宽博而厚实。下接四足,对称而稳定。打破圆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实用功能减退,审美形式感显现,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为商代青铜方鼎的出现作了器型先导疑,为陶器艺术乃至整个造型艺术提供范式。

石磬,复制品。
陶堆塑龙纹透底器,1992年出士。龙(蛇)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以陶塑形象、刻划图案等形式出现。二里头文化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宫城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


鱼龙纹陶盆(复制品),2003年出土于宫城外侧。内壁磨光,盆口内沿有一周浮雕蛇塑,蛇塑上方阴刻一圈鱼纹,故又称“蛇纹陶盆”。该陶盆体型庞大,造型规整,鱼龙雕刻精细写实,生动逼真,为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中为数不多的珍品。

奉玉成礼。“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锛、凿、镞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形器等。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
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牙璋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它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中国南部和更广大的区域。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1984年出土,长16.5厘米,宽8—12厘米。
二里头出土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二里头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绿松石龙形器,展示于大厅中央。
墓内随葬品数量众多,总数达上百件,包括绿松石龙形器、铜铃、斗笠形白陶器、漆器、海贝等珍贵文物。其中龙形器和铜铃作为祭祀时所使用的器具,加之白陶器和漆器的稀有,可以看出,墓主人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一位高贵的宗教神职人员。


考古馆简介: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各地具有多源性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形象国定下来,成为王室贵族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要的装饰主题。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诗经》中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尖尖”场景描写,与绿松石镶嵌器(龙形器或铜牌饰)、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当时铜铃呈古铜色,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可以想见持有者的气派。


二里头馆其它礼器、装饰品。
二里头墓葬,已发掘400余座,充分展示了当时的丧葬礼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死者身份尊卑有别、贵贱不一,其随葬器物的使用、墓圹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当时社会等差有序的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多寡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

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恢宏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海洋因素。海贝的出现、繁盛与衰亡与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失大致吻合,中国古海贝可能自印度洋、土库曼、大草原再输入内地。
考古博物馆中模型。一号宫殿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宫城的西南中部,1960年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座建于大型夯上台基之上的复合建筑,台基平面略呈正方形,东北一隅凹缺,坐北朝南。台基上保留有大量柱洞、基槽、墙基,据此可知台基上的建筑群包括主体殿堂,四周廊房、围墙,庭院、南面门塾和门道,东、北面侧门等,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的大型宫室建筑。其性质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朝堂、王宫、宗庙等礼仪性建筑。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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