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2023春节南游18山西博物院（上）
(2024-02-25 21:21:56)
标签：
山西博物院夏商朔源陶寺遗址原始礼制商代方国 |
分类： 自驾篇 |
2月4日8：30，天气晴朗，但太原清晨的气温很低，零下13度。骑共享单车去汾河西岸的山西博物院。
汾河冰厚，冻的严严实实。
过街天桥南望，依次太原图书馆、山西地质博物馆。
8：50，南侧的山西博物院。自以为早，已有人排队了。
9：00开门。迎面晋字墙，从历代文物中选出的“晋”字体现山西的历史。
一层大厅，兔年文物展。
其中，胡傅酒樽，直筒状，青铜质地，通体鎏金。周身浮雕二层动物，其中上层有只奔兔。
查：1962年右玉县大川村出土9件汉代铜器。三层全称胡傅温酒樽，2件。
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壁厚0.4厘米。器盖中央有一个提环，周围有三个凤形钮，器底是三个矮短熊形足。外壁弦纹一分为二，通体浮雕二十多种动物的图案。
一层为临时展厅，正举办大政之源展。看后知道，与基本展厅重复，算提纲挈领吧。
国家宝藏。盐、铜属于早期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晋南是中原地区盐铜资源最为富集区域，是早期国家控制河东盐业生产的重要据点。玉石是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资源和地理优势的作用下，晋南地区率先突起。
青铜冶铸是早期国家顶端技术，山西青铜工业历史悠久，龙山时期就形成了从采冶到铸造的完整工业链和复杂分工，成为早期国家战略要地。
中条山沿线一批铜矿开采、冶炼及铸造遗址的发现，是中原王朝铜矿资源控制和利用的直接证据。
绛县西吴壁遗址是中原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1炉壁，夏商时期；2铜矿石、3炼铜废渣，二里岗时期（距今3500—3300）；绛县西吴壁出土。
4采铜石器，夏商时期，闻喜县玉坡千斤耙出土。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位于中条山南北交通要冲，是联结运城食盐与黄河渡口的中转站，墓主人应从事食盐运销有关特殊职业，墓地出土龙山文化晚期（距今4300—3800）的玉器，表现出阶层分化。
1异形连璜玉璧，其中一块璜片接近中孔处钻有一小孔，内镶一颗绿松石粒。这是有意识装饰行为。
2玉环；3、6石璧；5玉琮。
4五孔石刀，青灰色，背部直边，磨制不细，刃部斜边较钝，刃角圆弧状，左右两侧略带弧度。刀背侧单面管钻五孔，一面孔大而另面孔小，孔内壁有螺旋纹。石刀孔数与墓主人等级对应，应是具有礼器性质器物。
鱼纹盆，仰韶文化中期（距今5800—5300），夏县崔家河遗址采集。
泥质红陶。宽折沿，直腹，大平底，沿下有鋬。器表饰白底黑彩，沿面绘弧边三角斜线纹，腹部绘写实鱼纹，鱼身微胖修长，嘴微张，网格状鱼麟，剪刀尾，且绘有背鳍、腹鳍，栩栩如生，首尾相接，呈追逐游代状。仰韶中期彩陶发达，但写实鱼纹极少发现，此件鱼纹盆，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晋南地区庙底沟文化发达彩陶艺术的代表。
红与黑的艺术——绚丽的彩陶文化。
彩陶瓮，仰韶文化中期（距今5800—5300），临汾桃园遗址出土。
人面形器，仰韶文化中期（距今5800—5300），吉县沟堡遗址出土。
可能是个器座，人面轮廓堆塑而成，其功能应与巫术祭祀活动有关。这种罕见陶器全国仅发现两件，另件由陕西高陵杨官寨出土。
燧石是一种特殊资源，质地坚硬，打制后可以产生锋利的断口。这组箭簇、石矛、石刀，实证了南太行与沁河中游自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成熟的燧石技术。
卜骨，龙山文化，兴县碧村遗址出土。
承启夏商。晋南素有“夏墟”、“大夏”之称，在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东下冯文化表明晋南是夏王朝核心控制区域。商王朝在夏人古地建立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等，并在绛县西吴壁扩大青铜冶铸规模。
陶鬲，夏时期（前2070—前1600）。
兴县碧村遗址，城内面积约75万平方米，是河套地区黄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同时，碧村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城址布局有多重防御体系，掌控了河套地区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是揭示晋陕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支点，也是展现中华早期文明交流互鉴和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
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宫城呈规整长方形，面积约13万平方米。宫城西南侧为贵族居住区，城东西两翼是早期的平民居住区，城东南侧为政府的仓储区，仓储区以东是早期的王族墓地。陶寺早期都城形制的制度尚未建立，但是都城的功能区划分已经有所体现。
陶寺中期时，都城形成了宫城—郭城双城分野，成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主流模式，反映出国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都城制度化逐渐成熟的形态。陶寺遗址对于研究早期中国都城营建思想、布局特征、形制制度、社会生活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组陶寺遗址出土的器物，陶寺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
货贝，财富的象征，陶寺遗址出土了少量的货贝，这种贝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及印度洋地区，说明当时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人们已经开始了贸易交换，甚至可能产生了商贸活动。
铜蟾蜍，陶铃。
多元文化的汇聚。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是陶寺礼器的一大特色。彩绘陶器是先烧制后绘彩，其彩绘因为没有烧结、易污损而没有实际的使用功能。是专为丧葬或者礼仪祭祀活动而制造的。陶寺彩绘陶器的彩绘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等，丰富多样，充满了想象和图像的变形。
彩绘陶杯，复制品。
彩绘陶盆，彩绘陶壶，陶盉，彩绘双耳陶罐，彩绘陶罐。
陶寺彩陶中的双耳彩绘陶罐与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彩陶上的几何纹饰也和小河沿文化（赤峰敖汉旗）相关联。
彩绘龙盘是陶寺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共4件。仅出土于超大型高等级墓葬内，具有浓郁的标志等级身份的作用。4件大小基本相同，盘口直径约35至40厘米。
四件龙盘所绘盘龙均盘曲如蛇，身上有类似鳄鱼鳞状纹饰，有的头部两侧方形耳，带利齿的长颌，口衔枝条带穗状植物。
陶盘上的蟠龙纹饰是中原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蟠龙图像，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更重要的是，从四件龙盘的出土背景来看，在陶寺遗址早期墓地的1309座墓中，仅有4座墓葬出土龙盘，且这四座墓葬均是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地位显赫的大型墓，应该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这四件龙盘应是四代王族的象征。
玉神面是陶寺制玉镂空工艺的代表性器物。在镂空时，线切割技术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镂空处能看到半圆形的孔洞痕迹，推测应该是先钻一孔，然后用线切割技法进行扩孔，最后扩成理想的图案。整个玉神面对称工整，线条流畅，应为专门的熟练工人加工制作。
玉神面顶部为“介”字形冠，中间为面部，两侧有双翼。整体图案特征繁缚华丽，显示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形制和制作技术方面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湖北天门）文化玉兽面几乎一致，可见陶寺对其它文化的兼容并蓄。
璜形玉佩。
陶寺所在的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璧、钺，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单，而未见到如良渚琮上繁缛的神人兽面及鸟纹，改造形成了“陶寺式”玉钺、玉璧、玉琮，没有本区域之前年代的明显的传统和传承，显然是互动融合创新的结果。
尤其是陶寺玉石钺多孔，在主孔之外，多见有副孔，这些副孔很可能为系挂璎珞一类以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重礼仪，讲礼制，无疑这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创新。
“辰”字骨耜（sì），发现于陶寺一座小型贵族墓中，墓主人的随葬品很少，但是却贴身放置这枚骨耜。在骨耜背面刻着一个很小的“辰”字，辰在甲骨文中代表着翻开土地的工具，而耜也是农具。
专家推测，这件骨耜并非实用器，而是一种官职象征。这座墓葬的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农官，专门主管农业生产，从随葬品很少来看，他清贫一生，兢兢业业，管理农业。
陶寺M22墓实景。什么是豮（fén）豕之牙？
陶寺M22大墓长5米，宽3.65米，墓深约8米，墓向140度。墓室四壁底部共发现壁龛11个，其中南北两壁各4个、东壁1个，西壁2个，用于放置随葬品。墓室出土器物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织物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等。
带蓝色涂层的墙裙，墙皮清晰可见的装饰。
在墓主头端的墓壁上，放置一具猪下颌骨头，其下两侧各摆放3件带彩漆短木柄的玉钺。有学者认为是《周易·大畜》“豮豕之牙，吉”的表像。表达“成而不用”、“修兵不战”、威慑制暴、崇尚文德的国家治理和外交思想，印证了墓主人的政权和“王”权。
东北壁龛内出土的大漆箱，箱子上部悬吊有精美的玉器，箱内存放沙漏。沙漏的发现体现和补全了陶寺计时体系，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时的完整计时系统，使得陶寺有能力将时间的安排清晰化、条理化，让国家行政真正成为体系，让礼制建设真正成为一体，掌握时空，有了明确的刻度。
豮豕之牙、沙漏的模型。
新知识：《周易·大畜》曰“豮豕之牙，吉”。马王堆（西汉）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载：“上正（政）睡衣常（裳）以平远人，次正（政）橐弓矢以伏天下。易曰：豮豕之牙，吉。夫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又笑而后见。言国修兵不单（战）而威之胃（谓）也”。豮豕之牙+玉钺表达的是卫兵弗用、修兵弗战的和善意识。
上政“豮豕之牙+列钺”以礼相待远客，次政“橐弓矢以伏天下”推崇爱好和平但展示出强大的武力震慑。以礼相待、成而不用的思想贯穿在国家统治和政治外交核心思维当中。这种思想源于陶寺，并且在文明历史进程中延续传承。
M22出土沙漏照片，悬挂的是前文介绍的玉神面和璜形玉佩。
控制时间的奥秘。
M22出土的大漆箱里所盛的五件漏斗形漆木器，经研究确定是计时器沙漏。根据实验测试，使用80目的沙子和1分（2.5毫米）的孔径。每一漏的标准时间为14.4分钟，五组一个“高级时间单位”，即5漏＝72分钟；一昼夜1440分钟=100漏＝20个高级时间单位。商代时期，将一昼夜分为100刻，宋代时期的通漏一刻合14.4分钟。
随着对陶寺出土的漏斗形漆木器的深入研究，一漏标准时长14.4分钟、一昼夜100漏时长标准1440分钟的破解，从中国商代至宋代昼夜100刻、漏刻一刻14.4分钟的时间划分制度，至少可以上溯至4000多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
阴阳合历——朔望月轮。那时候就有齿轮！
陶寺朔望月小轮出土于陶寺晚期小墓中，含砷红铜铸造。共29齿，其中一号齿最大。不可用于机械齿轮传统，根据学者研究，陶寺朔望月小轮不仅象征一个朔望月的29天，对应月象，而且陶寺文化的阴阳合历日历需要大小翔望月、大小日轮等四个轮来配合使用。
《尚书·尧典》中也记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意思是说，一周年是三百六十六天，要用加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而成一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会设立闰月的原因。专家推测，铜齿轮主要功能是为了平衡历法，平衡阳历与阴历之间的差值，从而能够准确对应节气。
礼乐初成。从贵族墓出土的器物来看，当时不仅重视玉礼，更强调宴饮、庖厨、鼓乐等全方位的礼制内容，产生了彩绘陶器、漆木器等种类齐全、组合明确的高等级礼器群，并形成了一定的摆放规制。
陶寺出土的铜铃、石磬、陶鼓、鼍鼓、漆柷表明陶寺文化至少掌握了八音中的金石土革木五音，开启了中国礼乐器组合“金石之声”。出土礼乐器物中的鼍鼓、特磬、土鼓等，更是召显墓主身份地位的重器组合。
陶寺口簧。
资料：1978至1985年发掘中，位于第发掘区的水井J401出土1件“发卡形”骨器，棕黄色，为极薄的骨片，窄长方形，长8.3厘米，宽1.3厘米，厚0.1厘米。骨器两端有外凸端头，一端中部穿一圆孔，器体中部剔出一宽0.2-0.3厘米的舌状长条，较宽部分与带孔一端相连，窄头部分与另一端分离，可以上下拨动。
陶寺遗址目前仅发现1件此类骨器，十分罕见。陕西石峁遗址在2017-2018年皇城台发掘中发现了21件同类器物，这是文献中提到的重要乐器“簧”。
土鼓，中国最早的实物鼓，是陶寺遗存中独具特色的陶器。
泥质灰陶，葫芦状，圆鼓腹，颈腹之间置双耳，腹底四孔，可能是发音孔。在大墓中常与鼍鼓、石磐同处，可能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为当时的重要礼乐器。
筒口下有一周乳钉纽。筒身磨光，刻划精致图案。腹部绳纹，并用泥条堆成网格状图案。
这件土鼓更高。
竖立呈桶形，中空，鼓口蒙鳄鱼皮，外部刻有纹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生动描述了鼍鼓和土鼓使用于部落或者邦国时代先民们的欢歌载舞。
鼍鼓也被用作祭祀和庄严神圣的礼乐当中，鼍鼓和土鼓在陶寺仅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鼍（tuó）鼓（复制品），木质，鼓身呈竖立桶形，由树干挖制而成，外壁施粉红或赭红色底，以白、黄、黑、宝石蓝等颜色绘出几何形、云雷纹等图案，十分精美。出土时鼓皮已朽，鼓腔内散见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可证原为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所言的鼍鼓。在墓中成对出土，为当时的重要礼乐器。
特磬，石灰岩打制面成，上端有悬系的穿孔，呈长条三角形。
特磬并非旋律乐器，可能是作为节奏乐器使用。磬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一直份演着祭祀、礼器、雅乐等不同角色，它是最早的礼乐器。《尚书·舜典》载：“律和声，八音克谱，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委日，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石就是指的磐。石磐同时还是当时统治者宴享、祭祀专用的乐器，蕴含着浓厚的政治意义与人文精神，是王权的象征。
文明的序章。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早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已经形成了崇尚礼制的理念，在国家祭祀以及礼乐宴饮中都反映出了阶级和礼制的重要性。《周礼·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陶寺手工业技术的强大和艺术的进步，制作出了精美的餐真，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加速了周边文化向陶寺核心都城的靠拢和汇聚。
根据对出土文物材质、纹饰的考古研究，可以复原当时M22墓葬中表达礼乐宴饮仪式的器物。这些纹饰精美、排列有序的器物不仅代表了墓主人高贵的地位，更反映了礼乐之制的形成和传承发展。
大型木豆，彩绘木盆、木勺。
美酒玉鬯（chàng）。陶寺出土了多件酒器，根据专家研究当时酿酒的主要原料是黍子，而其中最高级别的酒是用黑黍子酿制的。《说文》曰：“鬯，用以降神”。鬯是天子用酒，用于通神、敬神，只有天子赏赐，臣子才能饮用。鬯，是陶寺王族的专享。
复制品：条案，木盘，木觚，木杯，木豆，木勺。
朱书扁壶（复制品）。在文明形成的要素中，文字的出现具备了构建精神世界的能力，文字不仅有符号的象征意义还有特指的精神内涵。朱书文字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判定“尧都”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遗址的朱书扁壶出土于城址内的居住区，上面有红色颜料书写的两个字，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器具书写。其中一个为“文”字；另一个字，学界有“尧”“命”“邑”等多种解释。
文明摇篮。
山西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500余处。以西侯度、丁村、柿子滩为代表，早、中、晚期遗存都很丰富，文化序列完整。在探索早期人类起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及农业起源等方面，举足轻重。
许家窑石球。许家窑（大同阳高县）遗址发现石球1000余个，最大重1500多克，直径超过100毫米，最小的重量不足100克，直径50毫米以下。石球是远古人类行狩猎常用的投掷工具，大的可用来直接投击猎物，中等大小的可以做成“飞石索”，小的则可用作“飞石索”上握在手中的扣环。许家窑遗址中的许多石球非常圆，折射出古人类已具备了进步的形态认知能力和制作技术。
山西省翼城县枣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7000-5800年）出土：石磨棒，双耳小平底陶壶，敞口陶钵。
彩陶罐，仰韶中期（距今约5800—5300年），山西省芮城县金盛庄郭希勇先生捐赠。
彩陶盆，仰韶中期，山西省方山县峪口乡采集。
陶釜，仰韶中期，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出土。
奇特的造型。
还是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以来，探明遗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确认遗址年代为距今4300-3800年。清理出宫城、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域。发掘墓葬千余座，出土了铜器、彩绘龙盘、土鼓、鼍鼓、特馨、玉器、漆木器、圭尺、壁画等精美文物。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对复原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帝尧之都。陶寺遗址是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规模空前的城址，秩序井然的分区，气势恢宏的宫殿，中国最早的观象台，等级分明的墓葬，内涵丰富的文物……其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规模等级、文明程度等，与史籍所载的“尧都平阳”契合。
还是M22大墓。是陶寺中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王墓。为竖穴土坑墓，圆角长方形。出土器物有彩绘陶器、乐器、圭尺、玉石器、漆木器、骨镞以及公猪下颌骨等。
在墓主头端的墓壁上，放置一具猪下颌骨，在其两侧各摆放3件带彩漆短木柄的玉钺。有学者认为这是《周易·大畜》“豮豕之牙，吉”的表象。豮豕之牙即被阉割过的公猪的牙，6件象征军权和战争的玉钺钝锋，无使用痕迹，表达“成而不用”“修兵不战”、威慑制暴、崇尚文德的意思，印证了墓主人的军政“王”权。
陶寺观象台，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精密天文观测遗迹。观象台遗址为直径约60米的半圆形建筑基址，面积1740平方米。以观测点为圆心，由北向南呈扇状排列着13个土坑，即原有夯土柱。经模拟观测验证，通过土柱间缝隙向东观测塔儿山日出，可以确定时令、节气，安排农耕，具备授时功能，印证了史籍有关帝尧“敬授民时”记载的真实性，也为“尧都”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
复制的彩绘蟠龙盘。
复制的特磬、土鼓。
陶寺玉器，主要有琮、璧、联璧、刀、钺、箍形器、玉兽面等种类，是陶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玉琮、玉璧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玉钺与双孔刀有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玉兽面与江汉一带的玉人相似。陶寺玉器融合四方文化精华，自成体系，并在制作工艺上有所创新，展现出早期国家与文明形成阶段的强大聚合力。
玉臂环，四联璜。其中，四联璜，临汾下靳村出土。
玉与石的区别是什么？石环，玉璧。其中，石环，下靳村出土。
石笄，石梳。其中，石笄，下靳村出土。
石管珠，玉圭形饰，玉杂件，有孔玉刀，玉尺形器。
其中，有孔玉刀为陶寺，其它为下靳村出土。
陶寺玉琮。陶寺北（？）玉兔，春秋？
陶寺石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磨制石器，以斧、刀、锛、凿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纺轮最为常见，反映了其社会生产力的显著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化分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器型，如曲尺形石器、石厨刀等，其中的“V”字形厨刀多用于重大礼仪场合。成组的厨刀大小成列，具有礼仪性质,表现等级地位。
陶寺陶器，主要出土于宫城和居民区，礼制建筑中少见。种类主要有斝、豆、盘、盆、罐、釜、缸、灶、鬲等。以蟠龙纹盘为代表的彩绘陶器、土鼓及朱书文字扁壶等，是王权礼乐的象征。
日用器方面。早期炊器以釜灶为主，中期受北方文化影响突然出现陶鬲，并在晚期逐渐增多。折腹盆、大口罐等则具有东方文化因素。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反映出早期文明一体化的趋势。
扁壶是陶寺遗址中最具地方代表性的一类器物，用于汲水，其造型特征是口部和腹部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便于取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距今5000年左右，在陶寺文化之前，临汾盆地已经出现这种器物。与陶寺文化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很少发现扁壶。
釜灶。
单把陶鬲。
推测，史前时期盐湖附近的居民已经采集天然结晶盐，盐池南边则生活着控制食盐外销、以此为谋生手段的人群，如清凉寺墓地的人群。清凉寺墓地所处位置北通盐池，南达黄河干流渡口，地处连接二者的交通要道。
清凉寺墓地，位于芮城县坡头村，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年代为距今4300-3800年，与陶寺遗址相当。2003-2005年进行了集中发掘，出土遗物以玉石器最具代表性。
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玉器造型古朴，制作精美，特色鲜明，主要为钺、琮、璧、环、多联璜、带孔刀等礼器。这些器物与鳄鱼骨板、兽牙、猪下颌骨等象征财富、地位的遗物，共同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等级差异。
1玉璧，2二联璜玉璧，3、玉环，4玉刀，5玉钺。
距今4000年前黄河中游中心性聚落遗址分布示意图。
高原石城。距今5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开始出现以石材作为原料并运用一定技术砌筑墙体的建筑，我们称之为石城聚落。距今4300年前后，以神木石茆、兴县碧村为代表，石城聚落在今晋、陕、蒙三省区域内大量出现。这些石城多随地势砌筑，往往坐落于险要之地，军事属性明显，形成了一个石城文化圈。其为探究中国北方地区的聚落演变、社会进程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碧村遗址，位于兴县碧村，是一处面积达75万平方米的石城中心聚落，与陕西石茆遗址隔黄河相望，其年代、性质与石峁遗址相似。遗址中发现有带中心火塘、白灰地面的大型石砌房址和石砌城墙，出土了陶器、细石器、绿松石饰品、玉器、卜骨等遗物。碧村石城是史前中国北方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中华早期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资料。
蛋形瓮，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碧村出土。
形状类似于一个竖立的大蛋，上部被削去形成器口，下部有三足支撑。最初发源于晋中地区，是圜底瓮与陶鬲或斝结合的产物，在夏、商、西周时期流行，使用区域主要包括内蒙古中南部、晋陕间的黄河两岸、晋中南以及关中地区，在西周及春秋早期逐渐减少。
天峰坪遗址，位于黄河东岸的山西省偏关县，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考古揭露出护坡石墙、石砌房址、半地穴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篮纹陶片，以及石磨盘、石磨棒。天峰坪石城年代上限在距今4800年前，属于河套地区最先兴起的史前石城之一，其发现进一步完善了对北方石城空间分布的认识，为探索中国北方石城文化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
夏商踪迹展厅。
大夏之墟。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尚书·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天下为九州，山西南部属冀州之地。文献记载的禹都安邑，以及“唐”“大夏”“夏墟”都在这里。山西已发现夏时期遗存600余处，以临汾和运城盆地最为集中，其中又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重要。山西中部的太谷白燕、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邀等遗址，既有典型夏文化的特点，又具浓郁的地方特色。
寻找夏墟。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全面梳理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后，将寻找夏墟的重点定在豫西和晋西南地区并带队开展调查，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由此正式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同时，提出山西西南部是研究夏文化乃至更古文化的重点区域。
山西南部是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区域，所发现的夏文化遗存以运城市夏县东下冯遗址最具代表，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迹有房址、水井、墓葬、陶窑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等。其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既有共性，又具特色，对于探索夏文化有重要意义。
东下冯遗址出土的陶甑、陶鼎、陶尊。
陶斝（ji），陶杯，绿松石珠，陶钵，陶豆，石镞、铜镞，蚌镞，骨镞。
陶甗（yn）。
山西中部为夏时期的又一文化系统，称为东太堡文化。该文化继承了本地传统文化，兼收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与周边诸文化长期并存，在文化面貌上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
代表性遗址有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遨等。
陶甗（yn），太原东太堡出土。
陶瓮，太原光社遗址出土。
殷商重地。山西地处商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域，无论是处于“王畿千里”之内的山西南部，还是位于畿外或边域的山西中西部，都发现了重要的商文化遗存。山西南部是商主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拥有铜、盐等重要战略资源，考古发现的垣曲商城、平陆前庄遗址、中条山采冶铜遗址等都表明了这一地区在商代的重要性。
山西还存在许多对商王朝若即若离的方国，主要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沿线，发现的商代后期遗存，既有商文化特征，又具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特性。
乳钉纹方鼎，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前庄遗址出土。
饪食器。圆拱形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四周饰带状乳钉纹，上部夹饰带状兽面纹。鼎足上粗下细．足上部饰兽面纹。多范分体铸造而成，工艺较为粗糙，整体造型壮硕古朴，纹饰简洁，具有商代前期的典型特征，是山西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器。
商周时期，青铜方鼎数量远远少于圆鼎，方鼎地位更为尊贵，具有更多礼器上的意义。此方鼎底部残留有烟炱（tai）痕，并发现于黄河北岸，由此推测其可能为祭河之物。
东下冯商城盐仓基址。东下冯商城位于运城盆地东缘，东倚中条山，南距著名的产盐地——运城盐池约30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一处商代前期城址。城内发现有圆形建筑基址、道路、灰坑、水井等遗迹。城墙外有城壕。圆形建筑基址位于城内西南角，约50余座，排列整齐。基址土壤中盐分浓度高，推测为储盐仓房。该城可能是商王朝为获取盐业资源所建立的。
东下冯商城出土：陶尊，陶瓮，铜炼渣，卜骨，陶鬲。
陶盆，陶壶，盐仓模型。
垣曲商城，是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该城濒临黄河，地处要冲，又位于夏商时期距离中原王朝最近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中心中条山矿区，战略地位显著。城垣规整，东西墙南半段外张。最为独特之处是西南角筑有夹墙，增强了军事防御功能，也反映出高超的城垣营造技术。这里地近商王朝中心区域，可能是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
陶器盖，商，运城垣曲县古城南关商城出土。
垣曲商城宫殿区。
寝孳方鼎，商，曲沃县曲村出土。
中条山是距离中原王朝最近的产铜区，是夏商时期青铜原料的重要供给地。已发现的闻喜县千金耙遗址是夏商时期重要的铜矿采冶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是中原地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时期冶铜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夏商王朝对这一地区始终进行着有效的管理，对早期中原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灵石旌介商墓，位于晋中盆地南缘。20世纪后期发掘了3座商代后期方国贵族墓，出土有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其中，青铜器有百余件，既具典型殷商风格，又有北方青铜文化面貌。铜器铭文表明，墓主人当为“丙”族高级贵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
旌介商墓出土的：连珠兽面纹尊，兽面纹觯，兽面纹觚，兽面纹爵。
雷纹提梁卣。
闻喜酒务头商墓，位于运城盆地东北缘，是一处商代后期高级贵族墓葬群。已发现12座墓葬，其中有5座“甲”字形大墓，还有车马坑等，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青铜器风格与殷墟相近，铜器铭文表明，墓主人当为“匿”族高级贵族。该墓地对于认识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以及商代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金文中的氏族。商代金文是金文发展的初级阶段，其特点是篇幅大多简短，内容多为作器者名号、氏族名、族徽或被祭祀的祖先名号。山西地区发现的商代后期重要遗址,多出土有代表氏族名或族徽铭文的青铜器。如灵石旌介青铜器铭文“丙”，闻喜酒务头青铜器铭文“匿”，浮山桥北青铜器铭文“先”，临汾庞杜青铜器铭文“息”等。
临汾庞杜青铜鼎“息父庚册”铭文。闻喜酒务头青铜鼎“子匿”铭文。浮山桥北青铜觚“先”铭文。
商代方国。在“王畿”范围之外存在众多方国。甲骨文中多有记述。这些方国，有些臣服，有些时服时叛。山西黄河东岸吕梁山沿线发现的保德林遮峪、柳林高红、石楼桃花庄等诸多商代后期遗存，是重要的方国文化遗珍。
兽面纹鼎，洪洞县上村遗址出土。
兽面纹曲内戈，临汾市永和县出土。
保德县林遮峪遗址。
垂叶三角纹鼎。
车铃，马铃。
方格雷纹出戟瓿。
兽面纹瓿。
鸮卣，石楼县二郎坡村出土。出差。
进入青铜时代，中国早期兵器主要种类基本定型。
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纹饰以小方格纹、三角锯齿纹、几何纹等为主，又以立体动物、多瓣球铃和冒钉等装饰为特色。
山西石楼、保德、柳林、忻州、永和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地域特点突出。
虎饰匕形器，桃花庄墓葬出土。错标为战国兔形铜带钩。
弓形饰，金珥形饰。带有北方草原特点。
出土的金片、金带。
铜泡。
直线纹簋。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
最精美的是龙形觥，商，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出土。
造型奇特，线条流畅，纹饰粗犷，特别是鼍纹在青铜器中极为少见，独具风采，反映出商代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
简介。
喜欢
0
赠金笔
前一篇：2023春节南游17郑州到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