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地理环境造成农耕民族处于守势（下）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国是从匈奴开始的。此后的二千余年，欧亚大陆农耕文化地区的中国、印度、波斯、东中欧以及环地中海诸国，无论曾经创造了多么辉煌的文明和强盛，但当面临来自大漠草原游牧军队的铁骑时，都显得孱弱甚至不堪一击。自古以来，经济文化发达的农耕文化地区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把这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归因于农耕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堕落或游牧民族军队的残忍和野蛮。如果顺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脉络进行全面综合梳理和分析的话，历史学家就会走出传统研究中历史和现实的困境，并清晰地认知到，这种战略格局的出现与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尤其是位于东北亚的中国。

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开始，延绵到西南部青藏高原，对中原农耕地区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北部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长期碰撞、撕扯与对垒。农耕民族被束缚在土地上，耕田而食，如果不出现大灾大乱，农民甚少迁徙。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兵役制上往往采用兵农分工的形态，必须经过艰苦训练才能把一个追求耕作精细的农民变成粗犷敢战的兵士。

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不适应农作物生长，这就注定了原住民必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草原是马的故乡，生活中的游牧狩猎和战场上的格斗打仗基本相同，从小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人只要拿起兵器就是一个士兵，一个游牧部族只要稍加编组，就立即成为所向披靡的武装组织。和农耕民族相比，游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几乎为零，这也意味着，他们抵抗灾难的能力更低。草原地带灾害性的极端天气远比低纬度农耕区来得频繁，一旦出现水枯草乏等天灾，贫乏单一的游牧经济便不能满足食品自给自足的需求。而当时的贸易并不发达，于是，农耕区的富庶便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因饥饿而躁动起来的游牧人就像看到了篱笆墙内猎物的狼，条件反射式的南下掠夺，成为必然选择。

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掠夺会引发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但在法治不健全的人类初期，社会遵循的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而，抢夺财物不仅成了游牧人的一种生产方式，更成为民族英雄气概的体现。于是，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他们的农业邻居之间的关系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战争和掠夺的模式。正如司马迁指出的那样：“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基于上述原因，战争优势往往被兵民合一的游牧民族占据，而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则处于守势。

弧形包围圈外草原沙漠纵横的地带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从我国西北的甘肃、青海到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之间，存在着被学术界公认的一条民族走廊。”战国以后，氐族、羌族沿着走廊南下，把许多草原文化传入云贵高原。从《汉书·西域传》“结党南羌”的记载来推测，匈奴和羌族一直保持着联系。生活在弧形包围圈外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共同敌人的中原政权，天然地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由于在南北两方的呼应互动，往往让中原政权首尾不能相顾，从而造成巨大威胁。“秦南擒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秦“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以至于许多西汉人认为，秦王朝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南征北伐而耗尽了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