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之匈奴的童年时代（下）

语言有单音和复音的不同，现在的汉、苗、藏族语言都是单音系，而蒙古族以及西伯利亚的好多种族都属复音系。从传下来的语言来看，匈奴语为复音系。例如，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谓贤为屠耆。因此，汉语和匈奴语可以说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北方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匈奴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逐渐崛起扩张的过程中统治或融合了好多种族，在早期发展时已开始不断吸收其他种族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具有混搭特点的自有语言系统，反过来又对其他种族的语言造成强烈的影响。汉代匈奴语已为中国北方地区中最为强势的语言，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匈奴奴隶甘父作为翻译就是例证。

旅美学者朱学渊以近代阿尔泰语的状况来解析古代匈奴语，发现八个匈奴语字分属于三大语族：居次、瓯脱是突厥语；单于、撑犁、屠耆为蒙古语；孤涂、阏氏、头曼属通古斯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虽然争议颇大但另辟蹊径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线索和思路。客观地说，如果把两千年前通用于整个中国北方的匈奴语看成是单一来源的原语种类，而简单归属于某种语族，这不仅违反了人类语种由于融合而逐步减少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无法诠释匈奴语至今尚未破解的谜底。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每年有三次集会。正月小会单于廷，举行春祭。秋天马壮之时，在蹛林有大的集会，稽查户口和牲畜。蹛为环绕之意，蹛林即环绕林木而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人也有祖先的观念，乌桓曾挖掉单于墓，引起匈奴大怒，发兵打击，足见其对祖坟的重视。匈奴人还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膜拜，单于早晨出营，去拜初升的太阳，傍晚拜月亮。就座时，年长的在左边，而且要面朝北方。匈奴也安葬死者，有棺椁、金银和衣裘，但却没有坟和树以及丧服。单于死后，宠幸的大臣妻妾跟随陪葬的，多至数十人或上百人。由于迷信便把偶像作为天地鬼神的化身进行崇拜。为了沟通天人，就有了许多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如果月亮圆满就去进攻，月亮亏缺就退兵。胡巫在占卜的同时还充当看病的医生。

社会风尚上，匈奴人不讲究礼仪，形势有利就进攻，不利就后退，不以逃跑为羞耻，只要有利可图，就不管礼仪是否允许。由于草原生活的游离性，匈奴社会国家意识不浓厚，更注重个人以及生存的价值，形成了和中原完全不同的伦理文化。所获战利品归己，则调动了打仗积极性，见到敌兵就去追逐利益。如果遇到危难，生存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匈奴队伍极易瓦解云散的原因。

与农耕民族尊重老人的知识和经验相比，匈奴整个社会都看重年轻人，轻贱老弱人。究其原因，完全源于战争第一的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中行说和汉使辩论的一段话：匈奴以攻战为国家大事，老弱不能打战，故肥美食物让壮健者吃足，才能保卫自己，这样，父亲儿子才能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能说匈奴轻视老年人呢。

匈奴自君王以下，都以牲畜之肉为主食，皆穿皮革衣服，披着带毛的皮袄。牲畜能够提供游牧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条件，肉和奶可以食用，毛和皮可以做衣服、帐篷，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只要有牲畜，游牧民族就能够繁衍生息。畜牧业作为游牧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源，决定了草原饮食——奶酪畜肉的难以替代性。由于气候寒冷，冬天长，夏天短，穿皮衣不仅耐磨损，更宜于保暖。从诺颜乌拉墓地苏珠克图六号墓出土的两件表面用丝绸缝制的长袍来看，贵族似乎也穿绢丝制品。匈奴服装的基本形制为上衣下裤，脚穿皮靴，宜于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看到胡服窄袖短袄的样式便于人们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于是提倡改穿胡服，促发了中原服饰文化的深刻变化。

匈奴人在婚姻上还保留着游牧民族中广泛存在的收继婚制度，辽阔的草原上每个家庭都相隔甚远，不同部落的男女甚少有机会接触，这令丧偶的妇女改嫁困难，故父亲死去，儿子则以后母为妻；兄死，弟就娶兄之妻为妻。收继婚制度具有原始粗野的特性，是原始部落群婚制的遗存，群婚制没有配偶的观念，当时人们认为嫁到本氏族的女子，不仅属于夫家且属于夫家所在的氏族。夫死后，妻若嫁往别处就会随之失去财力和劳力，寡妇由继承者（继子）或夫家亲属收继，可将其约束于本氏族内，可以说是财产继承的转移和变异的一种形式。收继婚这种习俗流行的必然结果，使得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