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之扑朔迷离的匈奴身世（下）

国外学者认为匈奴种属大致可分为蒙古种、突厥种、芬种和俄罗斯种，以突厥种观点占多数。另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最初的匈奴人近于突厥或土耳其人，是白种人，但经过与中国北部居民长期通婚，匈奴人逐渐有了黄种人的特性，而与蒙古种相类。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匈奴为突厥种的观点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前苏联学者对外贝加尔匈奴墓地发掘的头骨分析鉴定后，将其归入蒙古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2000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蒙古国立博物馆和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发掘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南的莫林托勒盖匈奴墓，经韩国人类学专家鉴定，墓主为三十岁左右女性，身高约一百五十厘米，体貌与现代蒙古人接近。

国内学者主张蒙古种的较多。陈序经认为：“匈奴不是白种人，在蒙古种中自成支派，与东胡有差异，与西域各民族也不相同。匈奴国家灭亡后，族人星散，同化于其他民族，民族特征慢慢消失。尽管现在已很难找出一个典型的匈奴人，然而在历史上，这个民族曾存在于蒙古人种是不容置疑的。”陈序经研究中还发现一种现象，司马迁很注意匈奴人的语言、风俗、习惯，却在《史记》中没有提到匈奴人的形貌。假使匈奴人和汉族差别很大，像高鼻、深目、多须等，不会不引起司马迁的注意，之所以不提，正说明两者大致相同。班固曾深入到匈奴人居住的腹地，《汉书》里唯一涉及匈奴人具体外表记载的是休屠王子金日磾，“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假如金日磾长着一张与汉族完全不同的脸面，作为一名严谨的史学家，班固是不会放弃自己所遵循的“有异乃记”原则的，至少会描述出“非我族类”的外表特征。

在陕西省兴平霍去病墓旁所立石刻“马踏匈奴”中的匈奴人形象——高颧骨、细眼睛、鼻子不高、眼眶不深，头发后披，手持弓箭，应当是蒙古人种形体的写照。霍去病一生与匈奴交战，与他同时代的汉代工匠对匈奴人的形体应该是熟悉的。这座雕像具有丰富的具象表现力和高度的抽象概括力。气宇轩昂的战马以胜利者姿态伫立着，神情显得既警惕又安详，象征着年轻的霍将军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势；而匈奴武士则仰面朝天，被坚实有力的马踏在脚下，蜷缩着身体进行垂死挣扎，显得丑陋渺小。雕塑的轮廓准确有力，形象生动传神，刀法朴实明快，风格庄重浑厚，寓意耐人寻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壁画中，中室北壁有一幅壁画是描绘“金日磾行孝”的故事。楼下门内有穿白衣的人物，榜题“休屠胡”，侧立着红衣人物，榜题“翁叔”，翁叔为金日磾的字，应是匈奴人形象的反映，只可惜画幅小，无法辨别人物面目，但从其形象上，亦未见不同于汉人的特别之处。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宪益则认为：汉初的匈奴大部拟为伊兰种族。伊兰指古代波斯人，伊朗就是伊兰的译音，在古波斯语中为光明之意。许多学者形成一种共识，匈奴是远古时期居住于北方地区各种原始民族混居、通婚演化而来的民族共同体。其中林干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很难说匈奴族源来自单一的氏族或部落，不过在匈奴族形成的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族先进、力量较强，故在部族形成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随着部族形成和发展，匈奴的那一部分遂以它本部的名称总括和代表整个部族。

林干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一定要分清匈奴到底是什么人种，探究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事实上，对生活在草原上的部落来说，由于恶劣的环境导致人口繁殖率低，每一个劳动力都被珍惜，血统和人种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无论以某种方式或来自何方，只要愿意都可以融于部族，像汉降将李陵、李广利，不仅娶妻生子还被封王。事实上，构成匈奴族内的成分并不单一，如休屠、宇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以及各部之下的挛鞮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韩氏、朗氏、栗籍氏、沮渠氏等众多氏族。由于众多部落聚集构成的复杂，才使文献记载中经常出现对同一个民族有不同种族特征的描述。匈奴之名原本只是众多游牧于蒙古高原上其中的一个部落之名，在血腥残酷的竞争中这支部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系，正因为采取了这种“拿来主义”的务实做法，自然也就成为了被臣服部落的共同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