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之扑朔迷离的匈奴身世（上）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先秦时期民族与国家的空间分布和历史演变有两大轴线，中原地区经历了以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诸王朝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和演变，而在华夏民族周边地区则繁衍生息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古代所谓的四裔或四夷部族。

夏本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的名称，华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是黄河流域文化较高的一些诸侯封国的通名。孔子就说过“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时期的声子是蔡文公的孙子，曾对楚国令尹子木说过“楚失华夏”，从中可知，远在公元前547年，时人已将华和夏合称用来表示中原地区。唐朝经学家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华夷差异只限于饮食和服饰等风俗习惯的不同，到了秦汉时期，彼此间就呈现出民族差异意识了。

四裔中的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区，甲骨文记录中有土方、鬼方、羌方、邛方等，古文献记载中有獯鬻、猃狁、混夷等。这些族称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是许多共处一方的不同部族共同体的统称，有的则是一部分部族共同体的单称，很难具体区分。

由于中华民族起源演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匈奴族源及其历史，自古到今众说纷纭。《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最早、也最为全面系统。史学家司马迁明确指出匈奴是华夏族：“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虽然无法知道司马迁是出于哪些资料来定义的，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原人的认识观。

日本汉学家泽田勋在《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一书中认为：匈奴的“奴”字，似乎包含着奴隶的意思。在战国时期混乱的局面下，被迫逃亡到北方地区的奴隶数量很大，如果把逃亡奴隶与夏朝内部斗争中失败而北逃者联系起来考虑，上述说法或许可能成立。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中引述了一段话：“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拓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张晏指出了避居北边在殷商的时间段，乐产则说明了避居北边者是夏桀的儿子獯鬻，在这里孕育出了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混血儿。

张晏是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的人，曾注《汉书》一书，于地理注解最详，颜师古重注《汉书》多引其言。乐产生平无考，但司马贞能引用其，说明乐产应当生活在唐朝或唐朝以前。尽管司马贞引述上文后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表示了自己对这种说法的怀疑，但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学者的补充完善，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传统正史的认同。

直到十九世纪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才对司马迁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否定了匈奴是汉族苗裔的说法，肯定了匈奴源于猃狁、山戎的观点，并对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概括：商朝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的猃狁；春秋的戎、狄；战国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王国维的观点对以后的匈奴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亦认为：“古代所谓獯鬻、猃狁、鬼方、混夷、犬戎，皆同族异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指出：鬼方、荤粥、混夷、猃狁都是古代的羌族，与匈奴不同；林胡、楼烦、义渠才是匈奴族之建国于内地的族类。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从历史民族地理的角度进行梳理后断定：匈奴的先世可以上溯殷商时的鬼方，商周之际的混夷和獯鬻以及西周时的猃狁，就是春秋时的狄人，和后来的匈奴也不是没有关系。学者何震亚认为匈奴即夏族，曾于公元前6世纪在今河北正定县附近建立鲜虞国，后改为中山国，公元前295年中山国被赵所灭，其族乃退居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

历史学家岑仲勉则别主一说：“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例如突厥既定西方后，其国有九姓胡不少），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为匈奴属于突厥族也。”但岑仲勉有关匈奴族并非东方土著乃西来种族的说法，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外学者的否定。学者孙次舟主张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