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力川，《今天》文學雜誌通訊編輯。本文是根據陳力川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即興座談錄音整理而成。）

文化有好幾種。一是「活文化」，我覺得這是上等的文化。其次是「非文化」，「非文化」的意思是它首先重視的不是文化性的東西，例如直覺，像命學大師，你很難將他劃分為什麼文化。例如希伯來的先知、古埃及的祭司、中國的老莊，都是生而知之的人，不是學來的。這些人不能從文化的角度去定義他。還有一些人特別重視直覺、幻想、夢境和情感因素。他們也是「非文化」的，你不能把他說成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

再其次是「死文化」。這些人是學而知之的，問題是學得「死」，比較呆板，書本知識多。這種人在大學教師當中很常見。這樣一種書本性的文化，我覺得是「死文化」，沒有經過自己的生命去消化。文化文化，這裡除了一個「文」字，還有一個「化」字，「化」字和「文」字同樣重要。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透出了中國字對「文化」的一種非常智慧的看法。沒有「化」，就談不上「文」，或者說那是「死文化」。

最差的就是「偽文化」。這是最可怕的。把不是文化的東西當作文化講，對不懂的人或似懂非懂的人去講。對這種「文化」實際上我的識別是很慢的。在北大上了那麼多課，在國外也教了那麼多書，也在國外讀了書──但是我沒有讀博士，一會兒我也可以講講為什麼選擇不讀博。要判斷偽文化，首先要有相當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厚度。學會判斷，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經過很漫長的時間。

既然說「活文化」是最好的，那怎麼來獲得活文化？離開北大以後我到西方做了一件事，這件事與我最後選擇不讀博士有關係。我當時在巴黎語言學院教書，我是法文出身，法國文學的老師，如果想拿一個這方面的博士應該不是很難的，會比別人花少一點的時間。我沒有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後來發現在國內讀書，學了很多偽文化、死文化，於是我決定要對自己重新「再教育」。這在很多人看來沒有什麼意思，你北大碩士生畢業了，到法國讀個博士，不是順理成章嗎？我覺得不是。我原來在北大本科、研究生讀的東西，和我在進北大以前──我們那個時候不叫高中，我們叫「九年一貫制」，小學初中高中一起讀下來的──包括那個時候學的、讀的一些東西，我覺得對我有傷害，對我認識世界認識事物有傷害，我的感知能力出問題了。因此我要對自己進行再教育。當時除了工作，餘下的時間也不多。有的人把餘下的時間用來娛樂或修行，我沒有這種宗教的機緣和情感，就把一些時間花在對自己進行「再教育」上。例如我看過什麼書，這本書究竟是不是一本值得讀的書，讀這本書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我做了一番這樣的整理。這樣的「再教育」重要的是兩點：一是什麼書是真正應該讀的，什麼書是不應該讀的。那麼已經讀了怎麼辦，怎麼「消毒」？第二，在這個自我再教育的過程中，我始終認為詩歌是自我再教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們寫一篇文章，我想應該是不費事的；但現在我讓你們寫的不是文章，是一首詩，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完全做不到，有的人根本一個字都寫不了。為什麼？寫詩是對自己的感知能力以及有沒有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語言最好的考驗。不信你們今天晚上就回家逼自己寫一首詩。比如你拿一個很概念化的東西，例如「憂鬱」。通過一首詩給「憂鬱」一個面孔，給這種情緒畫一個肖像。像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裡面有四首詩都是以「憂鬱」為題的。

我想說的是，詩歌在我「再教育」的過程中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第一幫助我去尋找自己的語言。詩人能用的語言並不多，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用語的特點，一是約定俗成性，一是信息性。我們往往是用信息性的語言在交流，包括情感交流。這是一種群體性的語言。詩人做的一件事情是怎麼讓這個約定俗成的語言破格，怎麼樣使這些詞語錯亂，重新建立他自己的詞語系統。換句話說，重新給事物命名。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甚至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工作。誰做過這個工作？第一個做這個工作的是上帝。詩人做的事情幾乎是重複上帝的工作，給事物命名。我為什麼喜歡北島的詩？北島不善言表，我們在一起喝酒的時候有時說話，有時一句話都不說。但每次看北島的詩我都非常慚愧。北島的詩顯示了他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世界，有他自己的「道道」。大部分人活了半天沒活出自己的「道道」來。怎麼能給自己活出「道道」來，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想做的就是怎麼活出「道道」來，怎麼找到自己的語言，那麼我就不想把自己有限的時間花在讀博這件事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