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博文写于2013年，是我童年往事系列中最没有政治内容的篇章之一。通篇看下来，我只找到了四个字有被shan的嫌疑，现在这四个字已经变成了长长的一句话，细心的人肯定可以猜到这四个字是什么。

    我的童年往事之一和之二是写我住的北影厂大院的，里面提到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界人士；之后的几篇写的是小学生活，几乎每篇都写了一个老师，自己觉得还算有趣。

                               入队记

    自从前几年回国后，我就一直在成都重庆北京新加坡几个地方乱转，转来转去的结果，是把从小到老的朋友们都找了个遍。

重庆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中学同学和搬运社的同事，大家三十年之后相见，居然毫无沟通障碍，仿佛我们只是刚刚分别不久，话题一下子就接到了现在，感觉相当好；北京的多是小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后者有些多年不见，乍看都认不出来了。

与小学同学再续前缘的感觉最奇妙，大家似乎都回到了幼时没心没肺的傻玩儿阶段——划个船啦上个公园啦，话题也老是在以前的窄小范围内打转，没人关心你这些年到底为社会主义祖国做了什么贡献，还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流了多少血汗。

于是我听到了对我小学时期的评价：第一，说我那时“就是光淘气”；第二，说我“学习特好”。这两个评价与我自己的认识都有一定距离——我一直觉得，我以前胆子很小，学习成绩也只是中等偏上罢了。

现在想想，人家说的是对的，我刚入学时的那两个二分，是我求学生涯中仅有的失败记录。也就是说，我只是刚上学时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才让关老师失望的，后来很快就跟上形势了。

教我们一二年级的老师姓王，是个很受学生喜欢的小老太太。在她眼里我算是听话的学生，经常受表扬，考试也老是九十八、九分，要不是我妈老是追问我那一两分去了哪儿，我一定会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但由于我的混混沌沌，更由于我妈信奉的教育方针一贯是只打击不鼓励，所以我一直没把自己定位好。

（顺便说说，我妈这种教育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她认为：你做得好的部分是天经地义的，不必多说，多说容易骄傲；你做得不好的地方却实属大逆不道，务必没完没了地提醒敲打，以引起重视。结果她这种不正之风一直传到我这儿，除了不断打击儿子外，我也经常如此对待学生，以致后来费了很多力气来改变自己的教学，好不容易才学会了一点点儿“鼓励的艺术”。难怪我的一个新加坡同事曾用我名字的谐音取笑我说，我对学生的评价永远是“好的没有”！）

说到听话，可能我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了。比如说，每到寒暑假布置了作业，我都严格按照老师反复强调的要求，每天按时做当天的功课——绝不多做一道题，也绝不少写一个字。有一次去同学家玩儿，知道她只用几天就做完了全部假期作业，我那会儿就跟后来听到某个接班人带着老婆“一群”（yequn）出逃时一样震惊！

所以，二年级“建队”时，我是完全符合少先队员的要求的，但是因为年龄不到八岁，只能先戴上小红花作为过渡。按照常规，戴过小红花的人到了年龄，又赶上少先队“要发展一批”时（忘了是一年一批还是一学期一批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队了。

可是这件顺理成章的事儿在我这儿又出了麻烦。因为到了三年级，我差点儿变成了边缘学生。其原因有三：

第一，三年级调座位后，我旁边坐了个调皮的男生。他基本不听课，只热衷于给我讲他住的大杂院儿中发生的种种奇闻异事——其主要内容是一对夫妇的恩怨情仇。我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了，觉得比上课有趣多了。我们俩一个说一个听，高兴得不得了，简直把课堂当成了茶馆。

他讲的故事每天都有新进展，情节奇特，比如那个女的头天被罚跪在冰冷的井台上，第二天两口子又手拉手去逛公园等等。当时我不太相信这些是真的，现在想来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应该编不出这么多花样翻新的市井百态图来，如果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李银河博士，她完全可以写出更具体的“虐/恋”小说来（我又想顺便说说了——她的那些虐/恋小说写得实在不咋地。）

第二，我的“变坏”也跟大环境有关。当时全班的学生都挺能闹的——表面上看来，大家是对换上来的马老师感到不习惯和不满，从她那儿我们感受不到爱——别以为孩子好骗，老师们虽然秉性各异，对学生有没有爱这一点，学生们是完全明白的。如果马老师像作家虹影在新加坡面对有人质疑她的《饥饿的女儿》中的＂怨恨太多＂那样回答：“你仔细看看，那里面都是爱。”我们一定会回答：对不起，我们没看出来。

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叛逆了。这一点是我当了老师后才发现的，不管多乖的学生，到了三年级似乎都不太好办，作为老师可能真得有点儿绝招才能驾驭。我后来从各个渠道听来的绝招儿包括：讽刺挖苦犀利无比的刀子嘴；慈爱有加暖人心肺的豆腐心；往学生身上扔粉笔头扔得准确无误的高超技巧；一分钟内画出精确的中国地图的看家本事......等等等等。反正，你要不就让学生怕了你，要不就让他们爱上你，或者让他们服了你，最好让他们崇拜你！

可是马老师什么本事都没有。她三十岁左右，长相和讲课都过得去，就是太平淡，没什么吸引力。面对一群生龙活虎般的小学生，她没别的招儿，只能在上课时不断停下来管纪律，喋喋不休地讲大道理——“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的理论和“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指责就是她反复在我们耳边聒噪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她还在上课时借故离开，然后偷偷绕到窗外查看我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刚开始我们发现后还能老实一会儿，后来这个办法也失效了；而她最不招人待见的杀手锏是放学不让我们回家，要安静下来听她絮叨够了才行。你想想，我们一个个都心急如火的，怎么可能安静得下来呢？

就这样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地纠结不清，我们班简直都快无法收拾了。有几次这个可怜的老师甚至被我们气哭了，只好去找校长来收拾残局（后来我们跟她的关系有所改善，是因为她丈夫的缘故。在这儿容我先卖一个关子——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我这么撒欢儿也是为了气气我的一个朋友。她在家是老大，父母都在外地，姐弟三人跟着奶奶在北京生活。所以她很懂事儿，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本正经的学生干部，是老师的好助手。老师正式派她“帮助我”，好像还让她告诫我这样下去就入不了队了。她帮助我的唯一办法是在我不守纪律的时候使劲儿瞪我，或是焦急地给我使眼色，这时我就会一边看她，一边变本加厉地闹得更凶。

终于有一次，我因为太吵了被老师赶出了教室。本来我一点儿都不在乎，能站在门口透透气，心里还挺高兴的，可是偏偏王老师正好从那儿经过！她好像很震惊我这个乖学生堕落到如此地步，便把我叫过去谈了一会儿。谈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还记得心里很有点儿愧疚——觉得对不起王老师。

从此我收敛了一些，像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时的振保一样——“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于是我也像振保似的，终于“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在第二批入队的名单公布时，我知道有自己，心里竟然有点儿打鼓——觉得说不定会有人反对，可是因为那一年大家都像现在的贪/官似的闹得不善，所以稍稍有些不满的声音没起到什么作用，我也就又一次蒙混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