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老师，接着说说我自己。

虽然我的毒舌言论被旁边的同学听到后义正辞严地指出“太过分了”，但这并没有形成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大家眼里我的形象还是很正面的。

这主要是因为我那时非常勤奋，从不迟到早退和旷课，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课和做笔记，还随时提问和积极回答问题包括接下茬，并常常自发地当助教，向前后左右的同学解释他们没听清楚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赞叹：“你比我们正式生还像正式生！”

另外我的“教师范儿”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你第一天进课室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是老师呢！”

 这样的误会从我三十多岁时就开始了。

第一次是去北航的某个礼堂听文学讲座，一进门几个组织者就赶紧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上前迎接；

后来是在新加坡，有一次去某个旅行社咨询，一个老头儿工作人员问道：“你一定是个老师吧？”“为什么呢？”“我看你斯斯文文的，又这样会问问题！”

还有一次坐飞机回国，旁边是个一会儿看英文报一会儿看日文书的国籍不明的亚裔年轻人。后来飞机遇到气流突然猛地下降，感觉像坐过山车似的，我们俩惊吓之余拍着心口互看说：“吓死了！”这才发现原来都是华人。于是我问他：“你是中国人吗？”答曰：“不，我是台湾人。”

“哦！”我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我小心地问：“台湾......不是中国？”“噢nonono！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年轻人连忙否认。接下来的路程中，他一直在解释，说台湾的政治与老百姓如何不搭界，他如何对大陆有好感等等。

最后，他也小心地问：“你……是一位老师？”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你提问题时很像我小时候的老师！”

这次在中医学院又几次听到同样的话，我就总结了一下，结论是，除了好为人师这类惹人厌的毛病，当老师的人的气场包括神情体态也都和别人不大一样。

比如说，中医学院一年级的大课都是在礼堂上的，一般人都喜欢从后面的门进去；即使从前门进，也大都做黄花鱼溜边儿状，低眉顺眼或是贼眉鼠眼地找个位子赶快坐下。可是我不但落落大方地走前门，还保持着上讲台的习惯——从容地环视场内一周，跟各位对对眼神点点头微微一笑什么的……就差像不知是范冰冰还是李冰冰以及张馨予之流在戛纳电影节走红地毯那样一边走一边摆“破死”了！

不过我的学生们却常常质疑我的教师风范。有一次我对一个坐在门口的学生说：“让开一点啦，胖胖！我要过去！”他回答道：“不可以这样子说啦老师，你也是胖的嘛！”

还有一次我告诉学生们假期时我要回中国，一个笨笨的常与我纠缠不清的学生就充满希望了，问道：“老师！你要飞啊？那你还要不要回来？”我正色答道：“第一，老师不飞，是飞机飞；第二，我还要回来教你，教到我吐血为止！”那个孩子听了失望地拖着长腔：“啊？你讲话不好听的！你是一个老师耶！”（后来我一说恶毒话我家领导就会提醒我：“你是一个老师耶！”）

说到别的地方去了，还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毒舌本质，咱们还是回来说说同学吧。

在《学医记》的上篇里，我已经大概介绍了同学们的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等等，这里只说跟我有点儿来往的两个新加坡人。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新加坡中医学院不属于正规大学，入门无限制，不过要毕业却是很难的：淘汰率超过三分之二，毕业后如果要开业当医生还得考中医执照。我们这些旁听生更是不可能修成正果，因为我们既不参加考试又不参加实习，就算听得再多也不可能成为医生。

所以，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听了几年课就可以冒充老中医了。就像我曾经戏谑某位自称“翻译家”的博友那样：如果你翻译了三十几本专业书就是翻译家（我认为只有出色地翻译文学作品的人才能被称为翻译家），那写了三十几本技术书或者写了三十几篇说明文的不就是作家了（同理，我认为只有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才能被称为作家）？以此类推，我做了不止三十几年的饭还是美食家呢！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医学院每年招生时报名人数很多，学费也不便宜，不知道是否因此，他们并不鼓励招收旁听生。要不是我在报名时没完没了地一直追问，他们绝不会主动告诉你有这样的好事。后来有好几个跟我一样胸无大志只想凑凑热闹长长见识的正式生知道可以旁听，而且一个月才一百元，还一直在表示羡慕的同时哀悼他们交的钱呢（好像一年的学费将近一万新元）。

捷云就是这样一直在被淘汰的边缘挣扎，也是一直对我表示羡慕的正式生（不过她倒是没有对她的钱表示哀悼）。

捷云四十多岁，人胖胖的，看上去很和气。她原来是学金融的，在金融机构做了多年，那时正赋闲在家当太太。当她用英语跟以前的同事或朋友通话时，给人的感觉相当精干，课间闲聊时，也觉得她蛮聪明的，特别是在说到我一窍不通的经济方面。

可是她上课时却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主要表现就是无法用所谓“扫描”的方法在教材上找到老师讲到的地方，因此我常常坐在她旁边迅速地为她指点迷津。可是如果你只是指出了教材的某页某部分，那她就还是找不着，你必须精确地指出具体在某一行才行，然后她还得用手指着那一行往下看，唯恐一松手就又一次失去了方位。而且她听课也有些困难，后来考试还常常不及格，据说最后只好转为旁听生了。

这又一次证明，当一个人使用自己不熟练的语言时会显得多么笨拙。记得读过一个在国内还算有名的女作家的一篇短文，说她在国外打工时，从来不敢说自己在国内是个作家——她那一口磕磕绊绊的烂英语给人的感觉只能是愚笨……

我后来跟捷云通过几次电话，也见过一两面，发现她不是在准备出国旅行，就是在出国旅行的路上，过着幸福的富太生活。

没想到的是，捷云几年后竟然死于西医。她是因为肺炎住进某知名私立医院，被延误医治致死的。那年我回新加坡时给她打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她妹妹回电话时气愤而又详细告诉我全过程，边说边哭……

另一个跟我有点儿来往的是秀莲（她告诉我，她的某位中国老师说她们新加坡女人的华文名都很老土，像以前的丫鬟名）。她是我在《敏感，还是不敏感（中）》那篇文中提到过的富婆，曾经高调宣布自己“有的是金钱，有的是时间！”（我回到上班的地方跟同事们转述这一名言时，大家听了都“哇”了一声呢！）

秀莲当时五十来岁，也是胖胖的。她热衷于打网球，以至于把膝盖都打坏了。可她还是打，说几天不打球就浑身难受。于是我就教了她一句改装的文革时期的名言：“一天不打问题多，两天不打走下坡，三天不打没法活”，她很有兴趣地背了半天才背了下来。

秀莲夫妻俩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在十年前（我去听课的时候），这个年纪的大学生毕业生在新加坡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多。他家好像是做生意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定居澳洲，精力旺盛的她（虽然听课后她宣布自己“阴阳气血”无一不虚）就跑来做旁听生了。

我在《学医记》的上篇里说过，来听课的新加坡人大部分是受华文教育的（即小学中学都在华校上课），但秀莲却好像是英校生出身，说起华文不但词汇有限，表达也是直不楞登的，怎么也含蓄不了。比如她曾经专门跑来对我说她不喜欢中国…..（具体内容还是去看那篇关于敏感还是不敏感的博文吧，给您附在后面了）

不过，虽然说秀莲有点儿“二”，但她的好学精神还是很令人佩服的。我们一年的旁听生涯结束后不久，她居然又去报了一个国内暨南大学办的中文研究生课程，而且坚持读完了。我估计在其中她得到了不少乐子，那个说新加坡女人的华文名都像是丫鬟名的话就是她当乐子转告我的。

其实我在新加坡生活近二十年，跟他们当地人打交道并不多，毕竟教育背景和共同关注的话题都不太一样；再说沟通也有障碍，常常一边说话还要一边解释，有时感觉完全是鸡同鸭讲（再附送一篇：《找啊找啊找朋友》）。

我跟秀莲也是这样，只是偶然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中国的话剧。之前我们先逛了剧场外的夜市，那是七夕前的一天，打扮有些夸张的她看上了一个什么小物件，摊主告诉她那是情人节礼物。她大呼小叫地瞪着摊主：“哈！你以为我没有情人喔？我的情人很多的！”

顺便告诉你，在新加坡只要你自视不老就几乎没有人说你老。我们在中医学院当旁听生时，几乎都是五十岁左右的大妈级人物了，但个个都被同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直呼其名（而且减去姓氏），听起来既亲热又没有年龄差异。

与秀莲最后一次通电话的内容也很奇葩。那时她的中文研究生课程已经快要结束了，正在写论文。她告诉我她写的是张爱玲作品研究，我听了真是有点儿纳闷，就她这样的华文水平写张爱玲？

接着她说有时候有很多疑问，想要随时找我帮忙。

我当然只好答应了，同时问她有什么问题。她说：“还好啦，很多问题老师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有时我读不懂小说里面在讲什么嘞！”

“比如呢？”“比如，《金锁记》里说的什么哥博，我就不懂，还要去查字典，很辛苦的！”   

“哥博？什么是哥博？”“就是讲喽，不懂嘞！我查了字典才知道是手（新加坡人把手臂也叫做手，把腿也叫做脚）啦！”

我这才明白，原来她说的是胳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