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篇博文中，我常常提到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问题，这在新加坡已经讨论了几十年。

最近这十多年来，政府每年都大张旗鼓地推广“讲华语运动”，街头海报标语随处可见，但仍然挡不住华语在各个方面节节败退的趋势。对此华文界人士常常感到痛心疾首，我们这些中国人倒无所谓。也是，就算你全新加坡几百万人口都不讲华语了，也损害不了咱华语世界的一根毫毛不是吗？

可是在新加坡中医学院，华语问题却是教师们和学生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先说说那些老师。

我在中医学院当旁听生只有一年多一点儿，共听了四五门课，接触的老师有五六个（后来因为课程越来越深，新鲜感越来越少，听课费越来越贵，我们这些既不参加考试又不参加实践的旁听生就都逐渐撤退了）。

印象最深的是教中医基础理论的女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新加坡人，长相一般，身材微胖。她原来在美国大学里学美术，后回新加坡转攻中医，之后在南京中医学院修得硕士学位，好像还在继续读博士学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和一个印度医生合伙开着一间中西医诊所，她负责中医，那个印度人负责西医，以治疗不孕不育症为主。

这个人非常聪明，有些新加坡式的幽默，而且处处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刻苦钻研的精神，同时又有着颇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再加上她丰富的阅历、独特的性格和犀利的语言，所以听她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比如讲到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教材上说到早在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对人体骨骼与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等的记载就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还特别提到食道和肠的比例为1：35，与现在医学认定的1：37十分相近。

这时她就开始临场发挥了：“有人说中医不懂解剖学，那怎么可能？你们想想一下，古代的中国那么多的战乱啦，饥荒啦，无名死尸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你是医生，走过路过你会放过吗？你就不想切开来看看一下吗？”

闻此言有同学呲牙咧嘴地做不忍状，她见了立刻抨击道：“如果你连这样最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那你根本就不应该学医，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医生！”

她还经常结合她的临床经验讲课，各种有趣又有说服力的案例随手拈来，为枯燥的教材大大增色。记得有一次讲到一对夫妇去她的诊所咨询不孕原因，她反过来问到他们的某些隐私，并提出一些劝告。那两夫妇表示听不太懂，她急了说：“要不要我跳上床示范给你们看？”

接着她惊世骇俗地告诉我们：“你们应该知道在美国留学的人的性关系有多么混乱。好吧，告诉你们，我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混乱一百倍！”在全班同学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反应的状况中，她又自豪地宣称，这些宝贵经验的累积对她现在的事业有多么大的帮助（你别说，她的这些话倒是真的印证了经验、机会与选择的关系，没准以后我会就此写上一篇）……

这位老师的华语能力相当强，对华文的热爱更是溢于言表。听到有的同学用英语交谈，她会喝止道：“这是在我的课室里，不要让我听到异族的语言！”另外她也曾提到自己在美国学美术时，对西洋画如数家珍，对国画却一知半解，结果美国同学对此表示不解，令她非常羞愧……

总之，她特别招我待见，反正我们是旁听生，听个痛快即可；而那些正式生需要应付考试，就对她爱不起来了。

他们之间的斗争围绕着语言问题进行，其最主要的分歧就是要不要分发讲义。开始时她坚持说她所讲的一切都在教材上（我们所用的均为中国出版的高校统一教材），一些补充说明只要记在教材空白处即可；她还号召同学们向她本人学习，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练，应该很快就能跨越语言障碍……

可是大家就是不干，与她争论不已。最后，来自马来西亚的班长代表大家做了极具说服力的发言，说明他们的华语能力不可能达到她所要求的高度，因为“我们听的时候就不可以记，记的时候就不可以听！”“我们看英文书的时候，可以用好像扫描的方法一下子找到老师讲到的地方，可是看华文书不可以，等我们找到了，你又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又要忙着找，这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听到！”

最后的结果是老师甘拜下风，从此发给大家手写体的讲义了，是非常漂亮和整齐的钢笔书法，令人感叹真不愧是学美术的出身。

讲诊断学的是一个中国来的男老师，77级大学毕业，现在是男科专家。他的课也讲得好，什么疑难杂症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他在“望闻问切”中的“望诊”方面表现得特别厉害。有一次他提到，有经验的中医通过察言观色可以知道很多问题。比如他坐在诊所里，患者一进门他就能看出此人“有没有精虫，一条都没有对不对？”

那时我因为自己的毛病一大堆，所以很喜欢找各个老师咨询。有一次在拥挤的电梯里，我还没有开口，就听到他对我的诊断：“你的问题是……造成的，表现为……，这样，你先吃三个月的参苓白术散再说…….”（后来我吃了一个多月，很见效）。

还有一次，我刚刚开口告诉他我每天上午“头重如裹”，他立刻接着说，“腿也重得好像抬不起来对不对？这是气机不畅，你得多动！”

说到这儿想起多年前在北京海军医院体检，一个老中医对着我细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断定我除了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之外，还得了重感冒。我当时毫无感冒症状，骑车回家的路上只觉得有点儿疲倦，心想他真是胡说。没想到刚到家一会儿就鼻涕与眼泪齐流，咳嗽共头疼并发了！

另外的几个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太深。记得中药学是中华医院的院长讲的，在讲课时他常常旁征博引，而且总是能扯到医院和学院的种种措施种种为难和种种政策考量以求理解求支持；方剂学的老师好像换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是南京中医学院来的女教师，人过中年的她样子极丑，做派和打扮极土，而且更要命的是，人家新加坡人听华语本来就有问题，她却操着一口难听的南腔北调。比如每讲到一味药或一个药方，之后都要大声喊道：“拱啸（功效之变奏）——！”

我当时只觉得气得要命——作为一个外貌协会的会员，我始终认可这句话：一个人过了三十岁就应该为自己的长相负责（由此我断定此人对破坏我观感的事情至少要负大部分责任）；同时也始终认为，一个人长得丑不要紧，可是长得丑还故意出来吓人就有点儿不对了，如果还有人专门选派她出国去吓唬人家外国人（虽然新加坡人好看的也不多），那派他出来的人就更加不可原谅了！

带着这样的偏激情绪，有一天我在又一次听她大喊“拱啸——”时，不但忍不住流露出我的愤怒，还不小心暴露出我的“毒舌”本质，结果坐在旁边的厚道的新加坡同学认为我这样看长相下菜碟的人才不可原谅，义正辞严地指出："你太过分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