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三姐妹。

大姐出生在延安，比我大十岁。解放后她和我大姨、舅舅家的孩子一起上八一学校，住校。每个星期天放假，他们一起从当时的郊区中关村走路回家，经常回的是大姨家——因为他们那几个孩子年龄相仿，更能玩儿得到一块儿。有时我妈打电话叫她多次，她才不情愿地回来。

因此，到我二姐上小学时，我妈就坚决不肯让她住校了。虽然我大姨家的孩子对此有些微词——觉得住校才能锻炼独立性，我们在家一定会被娇惯坏了，但我妈主意已定。

我二姐从小就特聪明，又喜欢看书，所以考哪个学校都没问题。那时最好的小学有实验小学、育英小学等等，都是北京最有名的学校，连它们的学生戴的红领巾都比我们的多了一个红星，走到哪里都引人注意。

我妈考虑了地点，先带二姐去报考实验小学。回来告诉大家说，老师说她刚开始一句话也不肯说，后来还算考得不错。

不久二姐就收到了实验小学的录取通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在那时的这一纸通知书，几乎可以跟后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相媲美。

可是实验小学离我家还是比较远，学习也比较紧张。我妈怕我二姐体质差应付不了，最后选择了离我家较近的西师二附小。虽然比起那几个大名鼎鼎的重点学校来说，它算是默默无闻的，但在我们家附近这片儿还是相当热门的，应该属于区重点学校吧。

前几年《北京晚报》上曾经刊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比我们大几届的校友写的，她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我校每年“规模宏大”的新生招生考试。

作者说，每年一到招生考试那天，周围四面八方的家长纷纷带着孩子赶来，一时把个平常十分僻静的南草场胡同弄得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而且，虽然报名者众，每年却只有两个班的名额，因此考试也显得格外严格。

多年后她的班主任告诉她，他们那批学生的录取，个个都是经过特级教师关琦暗中观察后“圈点”的。她这才想起，当年他们确实是先在一个教室里坐着，被叫到名字才进考场。正是在他们浑然不觉的等待中，关老师对他们进行了“初试”。结果，他们班的整体素质都很好，几乎没有学习太差的。

作者感叹：单凭一双眼睛就能招进满意的学生，这真是关老师的“特级”之处啊。

作者还提到，有一次她因为不守纪律被关老师叫出名字批评，她当时感觉到的竟是惊喜和骄傲——因为关老师没教过她的班，却知道她的名字！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关老师，就是我二姐进校后的第一个班主任，她曾经是著名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深受全体学生的爱戴，在学校也是一言九鼎。

在我的印象中，关老师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一头齐耳短发，眼睛很小，老是笑眯眯的，常常到各个学生家进行家访。我还记得她来我家时，手上拿了个本子，跟我妈说的都是我二姐如何聪明好学的好话。

在我二三年级时，新华书店卖过一本带图画的书，题目叫《听课记》，写的就是关老师和我姐他们班的事儿。那是一个记者在他们班上随堂听了好几个月的课才写出来的。

可是那上面却说，有一次关老师叫我姐回答问题，见她答不出来，就亲切地摸着她的头安慰她云云。我们看了都嗤之以鼻，不相信还会有我姐这样拔尖的学生答不出的问题，一看就知道是张冠李戴。可是大人们还是挺当回事的，田方伯伯就曾经拿了此书给我妈看，嘱咐她不要让我姐看到，以免她伤心。其实我姐早就看到了，因为自信而完全没当回事。

我姐他们班很幸运，被关老师教到四年级。听说后来关老师跟他们班告别时，因为忍着眼泪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好把嘱咐的话一句一句地往黑板上写——每想起一点儿就又写一点儿（这是多感人的细节啊）。

可就是这么厉害的特级教师也遭遇过滑铁卢，而且正是栽在了我这儿。

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比二姐小一岁半，是十一月底的生日，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九月一日后出生的孩子只能等一年上学，所以我本来应该比我二姐小两届才对。但我妈跟学校请求说，如果招生过后还有空位，希望能给我机会参加考试，让我早一点儿上学。

有一天通知来了，让我第二天去学校考试。之前家人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辅导和告诫（只有我姐说起她考试时看了一张画，让她说出其中的错误，比如鱼不应该关在笼子里等等），所以我毫无压力地去了。

好像是暑假的一天，学校里空无一人，阿姨把我送去后听说主考老师不在，就让我在学校边玩儿边等，她先回家做饭。我把学校各处都玩儿了一遍，却始终不见有人来考我。

后来阿姨来接我，碰到了关老师。她大而化之地挥挥手说道：“那就不用考了，开学就来吧！她姐那么聪明，她也差不了！”

我就这样得以蒙混过关，上了人家好不容易才能考上的学校。

但我刚上学时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很快就得了两个二分，而且还总是有几个同学对我愤愤地发起攻击：“你没上大班！”因为当初他们在西师一附幼读幼儿园大班时看到过在中班的我，现在发现我居然跟他们同班，这让他们觉得很受伤。

（其实我也很受伤，那时经常看大班同学玩儿一种大积木，个个有大半尺见方，可以搭房子和山洞等等。我一直盼着上大班就可以玩儿了，没想到这个梦想彻底破灭了。）

因为早上了三个月的学，我在班上年龄最小。现在想来，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出生时间每相差三个月，其理解力、注意力以及集中精力的时间等等都有很大差别，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奇怪。我表姐王好为就是五岁上学，她说第一年完全搞不清状况，有一次老师问大家头一天吩咐要带的东西带来了没有，她一听便当场痛哭，抓起书包就往家跑。

可是老师们不这么看。关老师那时一看见我就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你姐从来没得过二分，有一次得了五减还哭了呢！”我班的班主任王老师也老是跟着附和，意思是你怎么就那么没有荣誉感呢？

可是我从小就懵懵懂懂，从没有为此受到什么刺激，更不用说受到激励了（幸亏我的不敏感，不然我那幼小的心灵得受多大伤害啊）。

后来关老师又来我家家访时，不断地摇头叹气说：“唉！她们姐俩可真不一样啊！”

我妈听了很乐，到处跟人说这个段子，还从此把我命名为“我的甘于平庸的女儿”（后来看了电影《没头脑和不高兴》，她又常常叫我二姐“不高兴”，叫我“没头脑”了）。

我想：午夜梦回时分，关老师一定曾为自己的看走眼而后悔过吧？说不定她还会从中吸取教训，再也不信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的血统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