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探访

(读书笔记)

格非《文明的边界》

 

洪砾漠

 

前天(2022年4月29日)傍晚，我用手机浏览文讯，看到红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老师的微信昵称)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一个链接：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29日18时10分发布傅小平(原创)《罗伯特·穆齐尔逝世八十周年：他必须面对自己树立的、迄今仍然未被逾越的标杆》。此文开头介绍说，1999年，在德国贝塔斯曼文学家和慕尼黑文学之家的要求下，由作家、评论家和日尔曼文学家各33人组成的评委会提交的一份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排名表中，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以35票的得分位列第一……

我倏然想起不久前读过的一本叫作《文明的世界》的书中评述了三位不同国籍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志贺直哉、麦尔维尔的生平和主要作品。这本书是现今清华大学(北京)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格非2018年11月-2020年6月许在本校“小说叙事研究”课堂上与研究生们共同研讨的演讲(录音)整理稿(文本)，属于文学评论著作，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2021年10月1版1次印刷(精装本定价65元人民币)。

当代作家写作的文学课、小说课、回忆录之类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读者们目不暇接，甚至眼花缭乱。

不过，格非在《文明的边界》一书中介绍的三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是我过去非常生疏的，我也许偏爱格非的著述，所以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时期封闭式管理区域内比较用心和细心地阅读了这本书。并且，我觉得不仅是我原来对格非介绍的三位作家有陌生之感，还有不少没有上过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文学朋友也如鼠辈一样十分陌生，我不妨充当“文抄公”之类的角色，择重点内容抄录下来，以便与文学朋友分享。

格非2020年6月19日为《文明的边界》一书写的《作者序》中有些非常精练的句子，令我深思，我不妨摘录如下：

要讨论乡村文明的衰落和城市化的兴起，就不能不涉及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的关系问题，不能不涉及我们对现代性的复杂运动半迎半拒的暧昧态度……

我们知道，不论在中国、日本，还是欧洲，作为传统文类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无关治忽。而现代小说则被认为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其说它是对传统文类的延续和传承，毋宁说它是一种全新的装置。与传统小说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是时代困惑的产物，或者说是社会和历史巨变的伴生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将现代小说视为上帝死去之后的史诗；费希特则干脆将现代小说看成是罪大恶极(die vollendete Sündhaftigkeit)生活时代的艺术形式。而在我看来，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强烈质疑和反思，是19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小说的共同特征。

……

现在，在该专题计划行将结束之际，我或许应该简单地来谈一谈三位作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一、他们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对于生存本身的严酷、悲哀、荒谬和动荡不安，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规避和疏离的态度，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是其笔下人物的遭遇都是如此。从被动或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疏离是一种本能的生存反应，意味着生活本身的强烈不安和缺乏意义。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疏离也预示着在现实与文化中寻找理想之地的艰辛努力。不过，这种疏离或寻找，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乌尔里希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状态”或“另一个地方”，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穆齐尔本人的隐遁之梦，也被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惊醒，他不得不流亡瑞士，最后在他所厌憎的“另一个地方”告别人世。麦尔维尔则一直在海洋与陆地，喧嚣城市与无人孤岛的生活之间摇摆。事实上，他也曾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变换不同的职业。当他于1891年去世时，他已差不多被人遗忘——社会公众对他的死亡消息的直接反应并不是悲悼和怀念，而是对这个人竟然还活在世上感到不解和恍惚。至于说志贺直哉，他一生中搬家多达26次，其行为本身就是生命处于不安状况的最好注脚。

二、三位作家都将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对穆齐尔来说，自然意味着一个以“演绎法”为其基本逻辑、具有统一的人类目标与价值的传统社会。而现代文明则是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上的异己的任意性的随机运动——城市街道无目的地膨胀与扩张，正是这种运动的隐喻。对麦尔维尔而言，自然是尚未由人类居住，远在非洲或东方的“蛮荒之地”，而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明犹如吞食同类的“裴廓德号”捕鲸船，是一个既攻击异己，同时也“自我攻击”的无情机器。志贺直哉笔下的自然，也许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它是遥远而贫瘠的乡间山林和村落所彰显的宁静简朴和远离尘嚣，能够给人带来顿悟和真正的安宁，而现代文明则更多地呈现为空洞、无意义、令人厌恶的人际关系。面对这一现实，三位作家都提出了同样充满忧思的严肃问题：现代文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到底要将我们带往何方？什么是现代文明的边界？

三、三位作家通过各自的写作都在试图重构现代性的时空关系。他们都是从“不安或危险的现在”出发进行思考，并同时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对不安现在的谛视，迫使他们审视人类文明的传统与过去，与此同时，也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某种眺望。这一行为本身即足以说明，现代性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时间性体验”的危机。用柏格森的话来说，现在的时间，总是带着累积着的过去的印迹向前滚动，并与指向未来的意图紧密相关。转瞬即逝的“现在”或“当下”之所以是有意义的，那是因为，“现在”是为精神所捕获的永恒的投影——精神在自身中承载了世界或时间的整体，并且始终保持为“现在”。换言之，“现在”不过是永恒链条上的一个停顿。而现代文明的发展，正在使“现在”或“当下”堕落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在不知不觉中被越过的科学图点。这样一来，现在、过去和未来就同时处于危险的关系中。也就是说，永恒的崩溃，必然意味着当下性的彻底瓦解，反之亦然。为了拯救这种当下性，三位作家的姿态大同小异。他们都求助于孤寂的冥想、静观的直觉以及禅宗式的顿悟，试图重新回到人类时间永恒的绵延之中。

四、在现在、过去和未来裹挟在一起向前滚动的历史进程中，穆齐乐、志贺直哉和麦尔维尔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思考与观察的基点。我把这个基点称为“最后之人”。他们都是站在这个未来的基点上，来回望整个文明进程的。麦尔维尔作品中的“最后之人”就是以实玛利，他是人类文明之舟“裴廓德号”覆灭之后唯一的幸存者。《白鲸》的真正悲剧也许还不是“裴廓德号”的沉没，而是作为船长的亚哈所代表的神秘莫测的文明意志：明知追击白鲸的行为将最终导致毁灭，仍然满含泪光地扑向那个终点。在麦尔维尔看来，对莫比一迪克的攻击，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攻击。这多少也印证了志贺直哉的看法。他认为自然和人的退化乃至最终归于寂灭，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根植于人类永不餍足的发展意志，即便人类的意识已经认定人类必将因发展而毁灭，谋求发展的步伐也不会停止。《暗夜行路》的主人公时任谦作在日记中写下这个感想时，他无疑也已经获得了某种“最后之人”的特殊视野。而在穆齐尔的笔下，地球上的最后之人是一位科学家。在人类最终毁灭的那一刹那，他正忙于撰写一篇关于蚁酸的论文。穆齐尔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从知识、话语以及形形色色的观念和意见所呈现的巨大分裂出发的。这种分裂不可调和，预示着现代文明整体目标与方向感的彻底丧失。与麦尔维尔一样，穆齐尔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比喻为海洋中的孤岛。不同的是，孤岛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交流的匮乏和阻碍，而是源于过度的信息交流而导致的无所适从。用穆齐尔的话来说，包围着这个孤岛的，是由无数知识、话语以及论文所组成的汪洋大海。

穆齐尔、志贺直哉和麦尔维尔都在为人类和文明的危机向我们发出预警。在他们向未来眺望的目光中，我们身处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危机并未消除，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深重和危险。我们并不一定要赞同或接受他们的见解与判断，但这些作品所发出的启示之光，或许有助于我们将不假思索的自动化生存重新问题化，以应对当今时代的文化与生存困境。

 

我之所以要大段大段地将格非《作者序》抄录如上，是因为格非老师在《作者序》中将他的文学评论集《文明的边界》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了高屋建瓴式概括。使我们读者对《文明的边界》一书有一个大致轮廓的了解。将全书通过后，再回头重阅《作者序》，会对格非写《作者序》的良苦用心非常敬佩。

不过，格非在这本书中只是将三个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志贺直哉、麦尔维尔作了高度凝练的评述，没有与中国作家作横向对比。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三位作家中，有两位(即罗伯特·穆齐尔和志贺直哉)与周树人(鲁迅)算得同时代的作家，另一位(麦尔维尔)比周树人早出生62年，几乎是与周树人曾祖父母一个辈分的人。麦尔维尔(1819-1891)的晚年与周树人(1881-1936)的幼年和童年有大约10年平行线雷同。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比周树人年长约1岁，比周树人迟6年许与世长辞。日本近代小说之神志贺直哉(1883-1971)比周树人小2岁，在世上又比周树人多活大约35岁，长寿达米寿(88岁)，真的令我这个鼠辈羡慕不已，因为一个作家长寿并且健康地生活在世界上，他(或她)的人生阅历则非常丰富，生活经验则非常老练，思想和认知世界的能力更强大。萧红(1911-1942)在世生活不过31岁许，人生太短暂，也太匆忙，对于世界的认知难于有深刻的见地!，

从感恩心理来说，我要感谢格非这位与我同一年出生的作家兼大学中文系教授，因为他在一本大约20多万字的文学评论集中向我灌输的文学和历史知识使我如醍醐灌顶，顿悟了好些人生真谛和小说写作“秘诀”，使我少花至少一年的功夫而获得这么多的知识。

《文明的边界》一书正文分作三辑。第一辑，罗伯特·穆齐尔，又有如下小标题：没有生平的作家；最伟大的现实小说；群英会；憧憬“和平和爱”的人；一本思想性随笔；寻找“另一个地方”。

第二辑，志贺直哉，又有如下小标题：从《矢岛柳堂》谈起；褒贬不一的“小说之神”；志贺笔下的“社会世界”；独树一帜的“写实主义”；自我意识过剩；死亡与虚无；婚姻与性爱；唯一者及其自然；志贺笔下的事物。

第三辑，麦尔维尔，小标题只有两个：《白鲸》；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不过，我特别欣赏这一辑的内容，其中对于《白鲸》(又译《莫比·迪克》)的评述非常精彩。

 

辑一(即第一辑)：罗伯特·穆齐尔

(为了行文的次序，我将原著《文明的边界》中的小标题加上序号)

1、没有生平的作家

罗伯特·穆齐尔1880年出生于奥地利，1942年在瑞士因中风后去世。他被后世研究者称作：“没有生平的作家”。也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们研究穆齐尔能够参考的基本材料，除了他早期的几部书以及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未完成预定的写作计划)之外，剩下的也许就是他的日记。参阅2004年第2期《世界文学》刊载的【南非】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著、徐畅译《罗伯特·穆齐尔的日记》。

穆齐尔出生地：奥地利卡林西亚州一个叫克拉根福的地方。与弗兰茨·卡夫卡一样，穆齐尔也是一位生活在奥匈帝国版图内用德语写作的伟大作家。

关于奥匈帝国(格非希望学生自己了解，在书中没有细述；今选择录自百度百科同名词条)：德语österreich-Ungarn；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Monarchia；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立宪制二元君主国。1867年，奥地利帝国为防止匈牙利再次独立，制订《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改组为奥匈帝国，匈牙利获得高度的自治权，但奥地利君主仍然兼任匈牙利国王，成为政体合一国。奥匈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占据50%以上的人口，故奥匈帝国的各种国家级事务常需要国内12个民族代表共同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属同盟国一方，于1918年因战败而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和匈牙利王国成为奥凶帝国的法理继承国，而在奥匈帝国故土上建立起来的独立民族国家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等；亦有部分领土被波兰第二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继承。奥匈帝国是欧洲传统的五大强国和当时世界列强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版图地跨东欧、中欧和南欧，面积为欧洲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帝国；人口稍逊于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位于欧洲第三……奥匈两国在立法、行政、司法、税收、海关、铸币等领域分别享有自主权，总体财政、外交和国防这三项需交由帝国的中央政府管理……

穆齐尔虽然是奥地利人，但他一直崇尚德国文化，对奥地利多少有点轻视。尽管在文化上，人们常常将德、奥并称，但穆齐尔不认为奥地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文化特色和自主性。穆齐尔在作品中讨论的“历史文化”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以德国文化史为蓝本的，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穆齐尔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时期政府的工程师，因为在工作领域中取得了成就，后来被封为贵族。现在研究界一般把穆齐尔称为中产阶级作家。在格非眼中，穆齐尔在社会地位方面，与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家境优裕，收入稳定，生活无忧，受过良好的教育。穆齐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理性和科学头脑。

穆齐尔的母亲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生活敏感、紧张而多疑。穆齐尔很多的艺术天赋和感知力，包括他敏感的气质大都来源于母亲。问题是，母亲也给他带来一份“负资产”。在穆齐尔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开始和一个名叫亨利希·赖特尔的年轻人私通。在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开化的奥地利，与人私通也许算不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个年轻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搬入穆齐尔家中， 他的父母公然组建了一个“三角关系”家庭，并在畸形关系中相安无事地生活，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这件事对穆齐尔日后生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穆齐尔11岁的时候，他就被他的母亲送到了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军事技术学校读书。14时，他进入摩拉维亚的布尔诺高等军事学校学习。到1897年，即他17岁时，他考入布尔诺理工学院，主修工程学。享誉全球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卡布诺，在此地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布尔诺是摩拉维亚的首府，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现在归入了捷克的版图，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重要的工业中心。米兰·昆德拉后来对穆齐尔的作品推崇备至，认为从历史进程上看，穆齐尔是推动20世纪小说出现伟大转折的关键人物。

1903年，23年的穆齐尔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并于190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他所学的专业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个信息：第一，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第二，心理学在当时作为一个时髦的新兴学科，已经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关于心理学的讨论更是随处可见。

穆齐尔早期的两部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迷惘》和《结合》，同时出版于1906年。《学生特尔莱斯的迷惘》在当年寂寂无名，可是如今已经被世界上的学人公认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影响非常大。这个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已经昭示出穆齐尔日后对于道德、理性和自我意识三者关系进行持续思考的重要特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穆齐尔奔赴意大利前线作战。据说他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并受到上级军官的嘉奖。比如剧本《醉心的人们》、小说集《三个女人》等；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之中：起先，穆齐尔为自己将来的创作草拟了一个包含20余部小说的系列大纲，后来将这20多部作品的构思归并到了同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之中。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卷帙浩繁的长河之作，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没有个性的人》。

1938年，希特勒的部队攻战了奥地利，穆齐尔被迫流亡到瑞士。在很多文学研究者看来，穆齐尔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在他生前和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穆齐尔在当时的欧洲完全默默无闻。事实上，《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于1930年问世时，德国和奥地利都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当代德语小说中，《没有个性的人》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预言它将在未来获得崇高的声誉。穆齐尔在世时，一个由出版商和众多追随者成立的团体(名称叫“穆齐尔协会”)一直在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穆齐尔是一位在世时就拥有了固定粉丝群的作家，尽管人数可能不多。《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后带来的反响，甚至一度让穆齐尔产生了即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幻觉。穆齐尔在一战后的奥地利生活其实过得并不差。他的生活真正陷入困顿是从1938年被迫移居瑞士开始的。穆齐尔在瑞士的最后四年过得很不开心，他本人也很不喜欢瑞士这个地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穆齐尔的作品在奥地利和德国同时遭禁，从而使他丧失了版税收益，后来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艰难度日。1942年，在剧烈地跳了一阵蹦床之后，穆齐尔患中风，不幸去世。他的骨灰被撒入了日内瓦附近的森林。

穆齐尔青年求学时主修工程学、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一开始，他对文学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根据南非作家库切的记述，穆齐尔最初对文学和音乐的涉猎，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文教养，完全没有将文学写作作为终身志业的意图。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很快就成了马拉美、梅特林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徒。在哲学上，他所服膺的大师包括康德、尼采、叔本华。穆齐尔对于尼采的迷恋，可以从《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这个人物身上看出一些端倪：穆齐尔对克拉丽瑟的形象设定就是一个尼采迷，一个崇拜超人的神秘主义者。当然，穆齐尔的知识面，远非上述学科领域所能囊括。《没有个性的人》中涉及的知识门类：人类社会所有文化领域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博物学、文学、历史、社会学等等，无不尽皆纳入其中……在穆齐尔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歌德那种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细加参详的雄心。

有的同学向格非抱怨说，《没有个性的人》根据读不下去。还有的人硬着头皮读了前20页，就决定放弃了。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觉是难懂、晦涩。格非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作品其实并不难读，理由如下：第一，这个作品总体而言是一部披着现实主义外衣的小说，行文风格相当写实。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没有颠倒年代顺序，没有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没有取消标点，没有破坏人物与情节的传统结构；第二，这个作品的情节设置极为简单、集中，而且基本上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缓慢推进。正因为叙事线索的交代异常清晰，我们在阅读时不至于无所依傍，更不会有迷路的恐惧；第三，这个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设定，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人物形象相对饱满。如果读者不被这部小说所涉及的知识吓住的话，阅读感受还是相当愉快的。按照格非的经验，如果读者耐着性子认真读完它的前200页，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版本问题：《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于1930年，其中包括第一部《一种序言》的19章以及第二部《如出一辙》的104章。第三部的标题叫作《进入千年王国》，列入第二卷，在1930年代出版时这一部分并未完成，只有38章。现在，中国大陆的读者能够读到的是由张荣昌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就只有上述两卷三部的161章，共975页。

然而，第二卷第三部《进入千年王国》的38章，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从1933年到穆齐尔去世的1942年，这当中差不多有10年时间。考虑到穆齐尔在晚年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这部巨著，我们或许会问，想必在这大约十年中，穆齐尔留下了大量的遗稿吧？情况的确如此。到1952年，在穆齐尔去世10年后，包括遗稿在内的新版《没有个性的人》终于被整理出来，正式问世。这个版本总共有2160页。

新版本的内容与中译本相比，几乎要多出一倍。假如我们将来能够读到这个全新的版本(中译本)，作品中的很多疑团或许将会得到一个更完满的解释或答案。比如说，作品的主人公乌尔里希与他的妹妹阿加特有点乱伦的同居关系，到底会如何发展？

2、最伟大的现实小说

(摘录我认为重要的部分)

格非说：“我更关心的，是这位作家与他的同行们相比，呈现了一个怎样的心灵世界……”

格非将穆齐尔与弗兰茨·卡夫卡进行了一番比较，得出初步的结论：首先，在精神气质方面，穆齐尔与卡夫卡是相通的，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性。其次，两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卡夫卡倾向于将现实世界经过变形之后进行重组，从而用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展现世界图景；而穆齐尔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对现实世界加以描述和阐释。第三，格非认为，穆齐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涵盖卡夫卡的一部分主题，卡夫卡则无法涵盖穆齐尔。比如说，卡夫卡在作品中对国家机器、现代法律和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荒诞处境的批判和抗议，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几乎全部涉及了。但是，穆齐尔对科学、理性、社会道德、文化史、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的深刻反思，卡夫卡则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格非)这么说并不是要向大家证明穆齐尔要比卡夫卡伟大，而是想说明穆齐尔思想和文本的特殊性。

穆齐尔与托尔斯·曼：穆齐尔的哲学思辨能力完全可以与托马斯·曼相媲美。

穆齐尔与普鲁斯特在文体和修辞上，特别是试图提升议论在叙事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没有个性的人》与《追忆似水年华》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向法国读者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文学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与理智的关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关心人与自己灵魂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并将它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

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兰色姆提出的两个著名概念：构架(structure)和肌质(texture)。“构架与肌质”二元论本来是用来分析诗歌的，也就是说，诗歌由构架和肌质两部分组成。所谓构架是结构性的、逻辑性的，它的作用是负载这个肌质。而肌质则是非逻辑性的，甚至是不可转述的，但它却构成了诗歌真正重要的肌理、精华和本质。现在我们(格非和他的学生们)借用兰色姆这两个概念，并将它稍等改造一下，用来分析穆齐尔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适合用兰色姆的这个理论来加以分析。理论的运用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格非先生决定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穆齐尔，是因为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情节构架恰好相对次要，作者的叙事中心在于直接陈述思想方面。就像衣架的作用，是为了能够挂住衣服一样。

格非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讲解《没有个性的人》。

一、作品的构架。在这个部分中，我们要分析《没有个性的人》的叙事动力和构成因素。或者说，这个作品在基本框架上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也会涉及情节、人物以及叙事上的诸多特征。

二、作品的肌质。这个部分主要讨论穆齐尔到底想跟读者说什么，表达怎样的思想。主要涉及他对历史、文化的复杂见解，对现实生活的基本看法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有穆齐尔在面对正在崩解的世界秩序时，所倡导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态度。即主要探讨穆齐尔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哲学观。

三、作品的意义。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要讨论穆齐尔作品中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作品，为我们理解当今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哪些重要的教益和参考。

 

3、群英会

《没有个性的人》开篇第一段文字(穆齐尔著、张荣昌译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大西洋上空有一个低压槽，它向东移动，和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高压槽相汇合，还看不出有向北移避开这个高压槽的迹象。等温线和等夏温线对此负有责任。空气温度与年平均温度，与最冷月份和最热月份的温度以及与周期不定的月气温变动处于一种有序的关系之中。太阳、月亮的升起和下落，月亮、金星、土星环的亮度变化以及许多别的重要现象都与天文年鉴里的预言相吻合。空气里的水蒸气达到最高膨胀力，空气的湿度是低的。一句话，这句话颇能说明实际情况，尽管有一些不时髦：这是一九一三年八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揭示单纯事物是如何被观念或话语覆盖和污染的，是《没有个性的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穆齐尔为什么将故事开始的时间定在1913年8月？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或许会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穆齐尔将故事时间设定在一战爆发的临界点上，是很有深意的。一方面，世界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征兆，但是另一方面，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对于不久之后的灾难却毫无察觉。因此，穆齐尔为这个“临界点”加上了一个修饰词：风和日丽。

故事发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穆齐尔为他的小说虚构了一个国家，叫作“卡卡尼王国”，实际上就是现实中的奥凶帝国。小说的主人公名叫乌尔里希。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徘徊在入世与遁世交界点的人：他希望自己既在世界之内，又在世界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与现实世界保持足够距离的人。正如小说的书名(标题)所显示的那样，穆齐尔用了一个特别的概念来概括乌尔里希这个人物的特征：没有个性的人。那么什么叫“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所谓的“个性”到底指的是什么？

乌尔里希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往往使用“私人学者”这个名号。他喜欢数学和哲学，却不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游离于现实生活和社会体制之外，全力以赴地做他并不认为必要的事，很有项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劲头。好在这个没有个性的人，有着一个很有个性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其丰厚的收入足以使乌尔里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乌尔里希原先在维也纳郊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居所，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城市的扩张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想象，没过多久，他郊外的静谧住所就被喧闹的城市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乌尔里希不得不为自己另择栖身之地。这一次，他把目录投向了传统：他没有选择更远的荒郊野岭，而是干脆在市中心租用了一幢古色古香的宫殿，为自己营造出根植于传统之中的神秘幻觉。

乌尔里希刚刚搬入这个装修一新的宫殿，差不多立刻就对这个新居感到了厌倦。这种厌倦感据说是来自这样一个古老的欲望逻辑：谁能为自己完成自己所企望的，谁不久就会不再知道自己应该企望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乌尔里希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父亲一直为儿子的无所事事而忧心忡忡。当他获悉政府部门正在酝酿一个全国性的大行动，并为此专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时，就立即向在内廷总监办公厅任职的好友推荐了自己的儿子，为乌尔里希在筹备委员会谋得了一个秘书的职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行动呢？

按照小说的描述，德国为了展现国家的强大力量，拟于1918年6月15日前后，举办一个全国性活动：庆祝德皇威廉二世执政三十周年。与此同时，1918年恰好也是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登基70周年，奥地利人也将于同一年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以展示奥地利人的团结与对世界和平的憧憬，并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问题是，约瑟夫最保守皇帝的登基日是12月2日，奥地利方面无法将庆祝活动提前到6月15日之前。这就意味着，德国的庆祝活动将会先于奥地利开展。虽然70周年纪念日比30周年纪念日更具有历史意义，但毕竟是同年举行的庆祝活动，德国无疑会再次抢得先机。考虑到德国自近代以来总是压着奥地利一头，如今连庆祝活动都比奥地利早半年，让奥地利人无法忍受。最后，奥地利的爱国人士终于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将整个1918年设定为庆祝年。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从理论上来说，奥地利人只要愿意，可以从1918年1月1日就开始庆祝。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这么一件小事上，为了不让对方抢占风头，竟然如此费尽心机，作者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在今天的社会里，现实恐怕依然如此。国家意识其实和个人的自我意识一样脆弱，有时也会陷入非理性。

且慢，砾漠先生插话：谈起1918年，我马上想起三件事情：公元1918年1月8日(农历丁巳【蛇】年冬月二十六日)，一个小女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今属宁波市)迎风桥陈家(宅)，祖父给她起名为陈蕴珍，大人们叫她长春(小名、乳名)；她长大后，写过散文《在孤军营中》等作品，译过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等俄罗斯文学作品，后来成了巴金夫人，以笔名“萧珊”出名了。1918年4月2日，住在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周树人先生写作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月刊《新青年》四卷五号，署名鲁迅。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引爆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巴黎和会即将在1919年春天在法国巴黎举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纽约港启程赴会的盛况空前：“1918年12月4日一大早，威尔逊总统在战争部部长牛顿·贝克的陪同下登上了甲板……我们的船从码头驶出，向南航行，主桅杆上升起了总统旗。哈得孙河中停泊着5艘正在等待护航的驱逐舰，它们鸣放了21响礼炮来欢送总统。我们也回以吹呼，场面非常热闹……尤其是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那边，岸边的护栏后面可谓人山人海，有万人之众……”这是亲历1919年巴黎和会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肖特维尔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的文字(见侯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6月1版1次印《巴黎和会亲历记》中译本正文第3页)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奥地利的官方和民众为了与德国人竞争，因1918年庆典而展开的筹备行动，被称为“平行行动”。德国方面的筹备行动，小说没有涉及，那么奥地利人的“平行行动”是如何筹划的呢？按照该行动最高负责人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建议，他们把维也纳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诗人、作家，以及政府官员和其他各类社会精英召集到某个沙龙里面，定期来讨论关于人类、国家以及个人生存方面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除了筹备庆典外，开展“平行行动”还有一个隐秘的意图：尽最大的可能把奥地利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凝聚各种力量，以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将这个由多民族组成却依旧四分五裂的“卡卡尼王国”重新“焊接”在一起。穆齐尔是学工程专业出身的，他很喜欢用“焊接”这个词。

说白了，所谓“平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群英会”，也可以被称为“神仙会”：各路社会精英聚集在封闭的沙龙里，日复一日地高谈阔论，筹划人类和帝国的未来。“平行行动”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节枢纽和叙事驱动力，作品中所有的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平行行动”这个中心展开，而人物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小说的肌质部分)，也通过这样一个构架得以渐次呈现。

“平行行动”有一个主题，叫“和平和爱”，很有奥地利特色，也极具讽刺意味。奥地利有一任皇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全世界都忙着打仗，只有我们奥地利人忙着恋爱和结婚。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读者)重新回到小说开头所提示的时间即1913年8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就会立刻觉察到穆齐尔在整体构架方面的叙事意图：从时间上来看，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然而在“平行行动”的沙龙里，那些憧憬着“和平和爱”的人，那些成天讨论着康德和苏格拉底的人，对这场改变世界进程的残酷战争还一无所知。穆齐尔是这样揭示时间和现实的错位所导致的讽喻关系的：“在音乐的轰鸣声中，一场世界大战绕着他们飘荡，一场还没有爆发的世界大战，从内部蚀坏着屋梁构架。”

4、憧憬“和平和爱”的人

莱恩斯多夫伯爵

莱恩斯多夫伯爵是“平行行动”的发起人。在卡卡尼王国中，莱恩斯多夫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人(最高领袖当然是皇帝)，但他是政府部门的高层官僚，拥有高度的权威性。小说中有多处暗示他与皇帝非同一般的关系，可见他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可以说，他代表着帝国的意志。

在小说的故事开篇，卡卡尼王国(暗喻奥匈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人心离散，困难重重。在国家政治层面，除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之外，所谓的“亲德派”和“亲斯拉夫派”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对立。从思想层面来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犹主义等思想意识甚嚣尘上，从根本上分裂并动摇了帝国的社会根基。从整个欧洲的文化状况来看，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社会形态加速瓦解，新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也面临困境。理智与欲望(情感)之间割裂，催生出欧洲第一波现代主义运动(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社会出现了巨大的瘫痪和衰退，从而失去了方向感，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由各种情绪支配的无意识“蠢动”之中。用穆齐尔的话来说，这种蠢动也使得个人的自主性无从谈起。个人在混乱的社会思潮和观念的裹挟之下，既没有目标，也没有灵魂。穆齐尔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有过一个概括：灵魂将尽。

作为内阁的首脑，莱恩斯多夫伯爵对卡卡尼王国所面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有着极为清醒的判断。他意识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必须统一思想。1918年的为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登基70周年而举行庆典不过是个幌子。莱恩斯多夫伯爵发起并主导“平行行动”的真正意图，是将不同领域的社会精英和政客官僚召集到一起，通过周详而细致的讨论，对这个社会的种种病症加以会诊，在此基础上形成可资利用的强有力思想，并将它付诸行动。

莱恩斯多夫伯爵这个人物，多少有点像卡夫卡小说《城堡》里面官员克拉姆。克拉姆作为《城堡》中当局的象征，向所有的人保守着官僚体制运转的秘密。保守这一最高机密的常见方法，并非沉默不言，而是向他的随从们下达自相矛盾的指令。从某种意义上讲，莱恩斯多夫伯爵也是如此。这个人表面上看知识渊博、和蔼可亲，与学者们讨论问题时常引经据典，甚至还不乏幽默感，但其心机却深不可测。与《城堡》中的克拉姆一样，他的身上也有一种上帝般的神秘感：他的心思无从猜测，他的意图无法触碰，他的指示和表态往往自相矛盾，他的滔滔不绝恰恰意味着无言。诚如加缪说的话：真正的无言不是沉默，而是说话。

莱恩斯多夫伯爵本人是德意志人，为了安抚卡卡尼王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和“亲德派”，争取他们的支持，他提议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出人意料的是，他任命一位有着“斯拉夫”背景的波兰人出任该委员会的首脑。他对此事的解释(说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通向德国人的路首先是反对德国的……”

卡卡尼王国的行政官员们是如何看待“平行行动”的呢？尽管政府各个部门都派人参与其中，但是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所有的官员都是冷漠的实利主义者，他们对“平行行动”本身缺乏理解力，也没有什么热情，但出于对权力的敬畏，又不敢不参与。最后，各部门内部形成了这样一个折中方案：派一些低级别的官员随时到场应付一下，并静观事态的发展。

比如说，外交部的图齐司长，对“平行行动”的必要性，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他对知识精英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永恒的真理”，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曾经这样讥讽说：“像真理和永恒这样的词儿，在正经八百的(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里是根本不说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心血来潮，在一份文件里用了这样的词，当即便有人建议他让官方医生检查身体、开证明去休假。”

狄奥蒂玛(Diotima)(从略)

阿恩海姆

阿恩海姆是金融寡头、银行家、冒险家、学者、作家、政治家(略)

菲舍尔一家

菲舍尔是诺德银行的襄理，是经理的助手，地位相当于副经理；但人们出于某种文明的礼仪和习惯，总是尊崇地称他为“经理”。菲舍尔作为一个身分低微的人，有几分滑稽，也很可怜。他本来没有资格参加“平行行动”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未来的重大行动的。他获邀参加的原因极为偶然：他所在的诺德银行是帮助莱恩斯多夫伯爵代理证券交易的机构之一，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出身于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僚家庭，因此他在伯爵脑海里有点印象。伯爵在拟定“平行行动”参加者名单时加上了菲舍尔。可惜，菲舍尔因故没有及时参加“平行行动”在狄奥蒂玛(外交部的图齐司长的夫人)家里举行的沙龙聚会。

菲舍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崇拜歌德，一个理智与情感撕裂，早期浪漫主义教养与残酷现实遭遇之间尖锐对立的女人(类似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夫妻经常失和，争吵厉害。他俩的女儿格达就在这样的争吵家庭中及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

菲舍尔因为错过了“平行行动”的许多活动，不得不转而向自己的老朋友乌尔里希求助，央求这位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座上宾，在“平行行动”(机构)中为他的女儿格达谋求一个职位，以便让格达摆脱一帮“反犹主义”无赖的纠缠。

这个时候的格达正处于一群基督教—日耳曼同龄人的包围之中。其中有一个名叫汉斯·塞普的人，没有固定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观，蔑视金钱、进步和一切社会道德，敌视《犹太法典》，观点偏激，行为乖张。他带领一帮没有正当职业的年轻人，日复一日地来到菲舍尔家里，向格达灌输各种危险的激进思想，同时向格达求婚。这个在小说中出现多次的场景，是名著《奥德赛》求婚主题的再现或重写。所不同的是，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就算求婚者久久不去，英雄也不再归来。

克拉丽瑟和瓦尔特(略)

施图姆将军

施图姆将军是小说中唯一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穆齐尔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展露了他自己在幽默和讽刺方面的才华。(略)

乌尔里希

格非在读《没有个性的人》小说时，脑子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说每个参与“平行行动”的人都有一个动机或目的，那么乌尔里希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乌尔里希拥有广博的学识和哲学思辨能力，对历史和现实具有深刻的判断，同时他自己也有着坚定的生活信条和理念：就是尽一切可能与社会和现实保持距离，从而让自己置身世外。很显然，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看不出“平行行动”的虚妄和无意义，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深深地卷入这个行动呢？

也许有同学会说，乌尔里希介入“平行行动”是被迫的，因为他不想违抗父亲的意思，也不想与父亲彻底决裂。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乌尔里希只需要采取一种消极应付的姿态，虚与委蛇就行了。为什么他会积极主动地介入这个行动，并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呢？

如果我们细细地梳理小说的情节线索，就会发现乌尔里希对“平行行动”还是抱有某种希望或幻想的，尽管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愿望有些不着边际。格非认为，乌尔里希对“平行行动”所寄托的期望，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两大乌托帮梦想：

第一，他想在卡卡尼王国建立一个“精确性的、灵魂的世界秘书处”。(张荣昌译中译本《没有个性的人》第688页)

第二，他想让时间倒转，把人类社会重新带回过去的美好时间中去。

先来看看乌尔里希的第一个愿望。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初慕尼黑发表了他最后的告别演说，题为《从内在的使命到科学》。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科学家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个人的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以及对价值的追求，是否也应该一并交给科学来统辖？紧接着，他援引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著名论断，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科学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回答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德国】马克斯·韦伯：《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0页)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相似：面对着宗教和传统无可挽回的衰败，在科学话语和市民文化统御一切的时代，个人的灵魂一直陷于“萎缩和老化”之中，失去了“固定的价值和理想”(张荣昌译本第526页)为了重新安置灵魂，能否设想一个新的机构和组织形式，让我们即便不去教堂，也知道应该如何行事。(张荣昌译本第68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以及西蒙娜·薇依，都思考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对世俗教会的权力系统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在呼唤一个新的上帝或“心灵的王国”，以此拯救人的灵魂。保罗·蒂利希将它简单归结为“超越上帝的上帝”。(参见【美国】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显聪、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当然，乌尔里希期望建立的那个“精确的、灵魂的世界秘书处”，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思考，也带有一定政治实践层面的意义：考虑到新康德主义对穆齐尔的影响，乌尔里希的这个构想，与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出的思想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乌尔里希的第二个梦想，是想将人类重新带回到过去的时代：那个情感和理智还没有遭到割裂的、比今天好得多的时代。那么，过去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有何本质的不同？

用穆齐尔特有的概念来说，传统的社会形态用的是演绎法，而今天的社会用的是归纳法。所谓演绎法的时代，是具有一定的准则、前提和指导思想的时代。归纳法的时代，是一个“像猴子似的”一味迷恋于试验的时代。(张荣昌译本第588页)。穆齐尔的这个说法让格非联想起数学中“递归”和“反递归”的区分。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曾经给大学讲过这一组数学概念。在过去的时代，人被界定为“递归”的动物，即部分等同于整体，瞬间等同于永恒。也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时时刻刻用单一的君子的准则要求自己。而在现代社会，人被界定为“反递归”的动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人，无非是其行为的总和。对人的理解，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用托尔斯·曼的话来说：“(人)在其一生中无论怎样乱伦并且作恶多端，他【或她】总能忏悔罪行，最后成为教皇。”参见【德国】托马斯·曼：《神圣的罪人》，转引自【阿根廷】格里莫·马丁内斯：《博尔赫斯与数学》，周止疏译，载《叙事 中国版 第5辑》，唐伟胜主编，尚必武副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其他人物

博娜黛婀：一位美丽、多情、性欲亢进的已婚妇女。她通过向狄奥蒂玛捐款而设法跻身“平行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挽救自己与乌尔里希之间早已冷却的“伟大爱情”，并让它死灰复燃。

莫斯布鲁格尔：一个被时代的车轮远远抛在后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现代社会中感到不知所措的木匠，犯罪是他唯一的归属。他在小说中出场的时间很短，但关于他的犯罪所引发的法律和伦理争论，则贯穿了情节始终。对于他的判决，不仅在“平行行动”的沙龙里引发长时间的讨论，还导致了两位大牌法律专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两位法律专家：一位是乌尔里希的父亲，一位是著名的施翁教授。

乌尔里希的父亲：他与乌尔里希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他对儿子乌尔里希充满爱意的担忧和深深的失望同样让读者印象深刻。小说中对这个人物最传神的刻画，是他的死亡：他执意亲自向乌尔里希报告自己的死讯，并在临死之间拟定了报丧的电文：“告知你我已经逝世你的父亲。”(张荣昌译本第622页)

阿加特：乌尔里希的胞妹，她在小说的第三部《进入千年王国》中才第一次出场。关于她与乌尔里希的关系，格非在本书后面再次分析了。

 

5、一本思想性随笔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很多思想和随感都是经由人物的言谈被陈述出来的，而这些人物的言谈与形象的塑造之间却构成了某种不对称性。以往“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塑造人物的信息，完全不适用于穆齐尔。也就是说，在穆齐尔的笔下，愚蠢的人也会说出某种很有见地的话来，卑鄙的小人有时候也会表达高尚的观点，一个头脑混乱的人完全有可能发表逻辑严密、极富条理的言论。个人的品格、行为和形象的设定，并不总是要求与其语言保持一致。这种“不对称性”的话语叙事策略，并不是穆齐尔的发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为典型的范例。

  知识与话语

有一次，《没有个性的人》中的施图姆将军到卡卡尼王国的国家图书馆参观，发现自己要想读完馆藏的350万册图书，至少要花去一万年的时间，不禁惊呆了。他意识至了世界的荒诞性，并感慨地说：“这世界简直像一个大骗局。”

人类追求知识时的贪婪与追求利益时的贪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人类对于知识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其实是源于“一种可怜巴巴的储蓄欲”，和“一种骄傲自大的内心的资本主义”。(张荣昌译本第288页)。

在穆齐尔看来，人类的生活，并非由人的行为所构成，而是由其意见为人们所吸收的言论、观点和论文，由意见和与之相对立的反对意见所构成的话语体系组成。也就是说，过剩的知识生产出失去对象的话语，而这种话语则会产生新的时尚、行为准则和道德信条，并反过来指导或压制人的行为。我们人类今天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世界观过剩的话语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完全没有知识、不受话语控制的人就会沦为卢梭所定义的“野蛮人”。在《没有个性的人》里面，这个“野蛮人”就是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职业是木匠。

穆齐尔对于莫斯布鲁格尔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由于莫斯布鲁格尔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远远甩开，被他所难以理解的话语世界围困在孤岛上，他的处境自然令人同情；另一方面，莫斯布鲁格尔作为一个“野蛮人”，也代表着某种淳朴而珍贵的“原始之力”。这种未受现代话语体系所污染的“原始之力”，在穆齐尔看来，正是存在的根基。所以，穆齐尔也会不自觉地对莫斯布鲁格尔的境况表达羡慕之情。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也没有忘了时刻提醒读者，知识和话语所产生的规则、伦理、法律和社会的组织系统，也是可以杀人的。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曾经引用列宁的话，来描述现代社会组织的威力：所谓的现代社会组织，可以要求德国和俄罗斯的两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紧急赶往一个陌生的地域(比如波兰)，趴在壕沟里向对方开枪。海明威的著名小说《杀人者》则试图向读者说明，在和平年代的大城市里，规则是如何杀人的。穆齐尔笔下日益临近的战争，显然也是话语、观念和规则的产物。

穆齐尔也描述过另外一种杀人的观念或规则：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格非认为，穆齐尔是第一个对此类问题展开认真思考的人。

在穆齐尔心目中，交通事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隐喻。或者说，穆齐尔为后世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对现代知识话语进行反省的另类视角。穆齐尔描写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是否应该被处决，引起了国家法律系统和知识界人士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基于法律或人道的考量)，而与此同时，人们却对大街上每分钟都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死亡熟视无睹(基于文明或进步必有牺牲者这一伦理)。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在进步或人道的名义下，制造出了这样一种让人们习以为常的反差？

就小说史而言，对知识系统的反思、质疑和不信任，实际上从福楼拜时期就开始了。在《布瓦尔与白居榭》中，福楼拜笔下的主人公为了寻找一种坚固的、经得起推敲的知识，隐居在乡间的古堡中，埋头研读书籍和文献。令他们痛心和失望的是，各种知识之间自相矛盾并彼此对立，这种矛盾和对立，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穆齐尔所质疑的对象，除了以书籍和文献为载体的“知识”之外，更多地指向了日常的社会和文化话语：这是一个由随处流播的言论、意义和声音所构成的言语系统。在穆齐尔看来，任何一个命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反命题，任何一种意见都会形成相应的反对意见，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文化立场都在同时召唤着它的对立面的出现。各种意见的争论和交锋，既不会导向一个一致性的共识，也不会形成某种社会共同体统一行动的合力，更不会产生最终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见只是意见而已。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时趋和个人境遇之间复杂的交互运动。它往往是本能的，甚至是任意的。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掌控之下，个人精神和灵魂面临严重的危机，而历史本身也失去了方向。

“社会”这个概念中实际上还隐含着另一个概念：“他人”。存在主义所谓的“他人即地狱”，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所误解的那样，在生存竞争中，“他人”的存在对“我”的发展产生了妨碍。从哲学上来说，这句名言应该这样来理解：因为传统的衰落，个人被抛向了社会的对立面，处于“他人”的包围之中，个人的行为和存在的意义，都必须由“他人”给予认定；同时，“他人”的意见、见解和话语，每时每刻都在对“我”构成影响、限制和威胁。

那么，当“他人”的意见和话语演变成一种充斥于社会的陈词滥调，并急剧繁殖时，个人的自主性又该如何维持呢？这就是穆齐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穆齐尔还警告说，言不及义的饶舌、让人找不到方向的陈词滥调，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无意义争论，如果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暴力的单义性”就会再次登场。这是因为，人被文化驯服，不过是一种假象。从根本上来说，人从来都是一种受到原始之力加持的简单而粗暴的动物。当各种意见长时间争执不下时，人们在厌倦之中，就会开始呼唤暴力的“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说，穆齐尔预言了纳粹的出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人惊叹的是，《没有个性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因此，库切将《没有个性的人》看成是一部“在写作期间就已被历史赶超”的小说。

总体而言，穆齐尔所提示的个人生存的荒诞性和悖谬感，与卡夫卡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穆齐尔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不仅仅指向社会法律系统所代表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同时还指向了话语本身。

不用说，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知识的生产能力，话语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已经远远不是穆齐尔那个时代所能比的了：在今天，中国一个国家每年的图书出版量，就已经达到25万余部。穆齐尔准确地预见了由新闻媒体和出版业掌控的“舆论时代”的到来。他断言说：“未来的诗人和哲学家将由新闻学的途径涌现出来!”(张荣昌译本第597页)不过，当“他人”的意见，通过手机客户端不分昼夜地向我们扑来时，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哪些是有用的知识或信息，哪些仅仅是为了骗取流量或点击率的卑琐伎俩，哪些不过是各类情绪的分泌物？所以，在今天重读《没有个性的人》，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当今社会的文化环境，还是很有意义的。

科学与道德(略)

关于个性

穆齐尔在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所探讨的个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穆齐尔笔下的个性，具有明显的褒义色彩，它主要意味着社会的差异性，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个人行为的自由无拘，与所谓的整一性、普遍性和平均值形成对立。穆齐尔虽然没有使用“标准化”这样的概念，但他的看法和阿多诺十分接近：扎根于现代科学和工业体系之上的文化和道德上的“平均值”，对文化与人的个性，同时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与破坏。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穆齐尔笔下的“个性”指的是特定的社会个体，由于性格、趣味、身份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彰显出来的某种个人色彩。在这个层面上，穆齐尔是在批判或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与阿多诺一样，穆齐尔认为在当今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个性”，是虚伪的，孱弱的，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可笑的。这里的“个性”一词除了“个人色彩”之外，还包括如下内容：1、功利性的世俗成就；2、个人与现实社会的融入度；3、在融入社会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个人身份的可辨识度。

正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变得像母鸡的牙齿一样罕见，虚伪的个性才会大行其道，并加速繁殖。无论是狄奥蒂玛、博娜黛婀这样具有强烈文化虚荣心的“知识女性”，还是女佣拉喜儿、小黑奴索利曼，都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并建立自己的个性。甚至就连施图姆将军这样的粗人，也在通过收藏小刀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以博得知识者的赞誉。当追求“个性”成为一种时尚，当欧洲的姑娘一心要把自己的头发和裙子弄短时，“一千九百二十年的基督教道德，一场震动人心的战争的几百万死者以及一座簌簌作响笼罩住女人的羞耻感的德国诗文森林全不能将其延缓一刻”。(张荣昌译本第376页)

如果我们要在整部《没有个性的人》小说中挑选出一个“最有个性”的人物来，这个人物当然非阿恩海姆莫属。穆齐尔是将阿恩海姆置于乌尔里希的对立面来塑造的。阿恩海姆集银行家、冒险家、作家和学者几重身份于一身，在世俗社会中取得了人人称羡的成就，无论是权力、金钱，还是他所拥有的知识、文化修养、风度气质，阿恩海姆都堪称是这个时代的典范。他处于世界光彩夺目的舞台中心，顾盼自雄，举拖投足之间，都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不凡的气度以及种种一眼就能辨识出来的“个性”。

可是，即使是阿恩海姆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个性，也还是虚弱不堪的。因为支撑他个性的最重要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金钱。换言之，阿恩海姆身上所发出的耀眼的个性的光芒，不过是金钱折射出来的光辉而已：对于一个有钱的人来说，每一个有人性的鼻子必然会立刻嗅到一阵柔和独立、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到处挑肥拣瘦、轻度鄙视世界和经常意识到的权力责任的气息，这阵气息从高额和稳定的收入上升起来。人们从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上看得出，它得到一种精选的世界力量的哺育并且天天得到更新。金钱在这阵气息的表面，犹如液汁在一朵花里那样循环。(张荣昌译本第386页)

穆齐尔认识到，在当时社会中，金钱成了个性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有这样一个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流行，那就是“任性”。在过去，“任性”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受到溺爱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不懂事”，而现在，它意味着成人世界的某种腐败变质的“自由”。如果这种自由也是一种让人羡慕的“个性”的话，那么这种个性全部无一例外地受到金钱的加持。而一旦个人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这种个性就会像一朵鲜花那样即刻凋零。(张荣昌译本第386页)

与阿恩海姆相反，乌尔里希没有任何的世俗成就，甚至没有固定而正当的职业，并与社会生活刻意保持着距离。他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可辨识的值得炫耀的身份特征，因此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不过，与许许多多追求“虚假个性”的人相比，乌尔里希的身上反而具有某种珍贵的、不确定的“真实性”。在小说中，穆齐尔暗示了这样一个诡异的辩证法：在当今社会中，只有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才有可能最终获得真正的个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没有个性的人》里，乌尔里希其实是最具有个性的人。

关于情感(摘录)

《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女性都对乌尔里希产生了某种和隐或显的爱慕之情，几乎没有例外。莱奥蒂娜、博娜黛婀、狄奥蒂玛、克拉丽瑟、格达，甚至还包括狄奥蒂玛的小侍女拉喜儿，全都如此。

砾漠先生插话：格非!请问，穆齐尔是不是小说人物乌尔里希的原型或原型之一？乌尔里希的身上有一些穆齐尔的精神(思想)影像吧？

但是，乌尔里希对大多数女人都没有什么兴趣，小说中还有一个女性，她的存在让乌尔里希的心中燃起了充满激情的熊熊烈焰，让乌尔里希深陷其中，完全不能自拔。这个女性是谁？是少校夫人。

在《理想国》的第四卷，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人类灵魂中彼此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智、欲望和激情。理智和欲望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什么是激情？举例来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情感关系就是一种激情。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偷情或婚外恋，那就只能说明，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读懂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尔斯泰不过是重写了《奥德修纪》中的“塞壬”主题。

乌尔里希与少校夫人之间的情感也是这样：它不是欲望，而是一种不受理智控制的更为古老的激情。

遗憾的是，如此炽烈的情感，在乌尔里希的生命只是一闪而过。事后，乌尔里希独自一人来到海边的一个孤岛上，静静地咀嚼他与少校夫人的情感记忆。最后将他从这种激情中拯救出来的，并非理智，而是对世界万物中所蕴含着的无差别秩序的深切感知。与尼采一样，他认识到了一种存在于“世界心脏”的更为深沉的情感，就如同两棵树的“爱情”一样：正因为它们的生命在根部挨得很近，因而彼此之间无须谈情说爱。不用说，乌尔里希对这种升华了的情感的体认，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归纳：乌尔里希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女性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显然是因为他从少校夫人给予他的炽烈情感体验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如果说，我们把男女之间的情感世界区分为现实和非现实这样两个部分，毫无疑问，乌尔里希所追求的，正是“非现实”的情感。因为他意识到了现实的情感世界，已经被太多的欲望、虚荣和功利性目的所污染，所以他试图转而夺取非现实，希望从非现实的情感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格非联想到一件事：某个学期，格非同期给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格非给本科生推荐一本小说：安德烈·纪德的代表作(小说)《窄门》。有好几个同学在课后找到格非，不约而同地对格非诉苦说，《窄门》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格非当天晚上回到家中，为这件事想了很久，甚至把《窄门》中译本找出来重看了一遍，没觉得有任何困难的地方，怎么也无法理解学生(本科生)为何看不懂《窄门》？后来，格非和朋友聊起此事的时候，朋友的一番话终于让格非恍然大悟：格非这一代人在“文革”中或前后出生，到了青春期，男女之间的交往仍受到严格的限制。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存在于意识中的幻想罢了，具有强烈的非现实性。简单来说，格非这一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爱情观由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和道德约束，受到了神秘主义幻想的长期哺育。因此，当格非这代人读《窄门》中所描写的超越性的“非现实爱情”时会感同身受。可是今天(21世纪初期)的情况已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在一个过于功利化的社会中，年轻的一代(高校本科学生)对于那种“形而上”爱情的意义，对于那种“没有实现的爱情”所具有的神秘魅力，或许已经逐渐丧失了感知能力。

格非教授着重分析了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乌尔里希与妹妹阿加特之间的关系。在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作为读者，我们几乎不知道乌尔里希还有一个妹妹。到小说第三部，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兄妹俩从不同的地方回到老家X城奔丧。对于阿加特的存在，穆齐尔才不得不进行了追溯和补充交代。对于乌尔里希来说，由于兄妹俩常年疏隔，他的意识中一直没有妹妹的位置。所以，当兄妹在父亲老宅中刚一见面时，妹妹给乌尔里希的感觉是陌生而新奇的：她就像是与乌尔里希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女人。

小说中兄妹俩刚一见面时的情形如下：乌尔里希身穿一件宽大的软羊毛便服，近乎丑角的演出服，有黑、灰相间的方格花纹，袖口、脚腕和腰部都有收束。也许是由于偶然性或某种神秘的安排，乌尔里希吃惊地发现，高大、有一头金发的妹妹，身上的服装几乎与自己一模一样：她穿着灰色和赭色相间的方格条纹服，看上去也像一个男丑角的演出服。难怪阿加特在见到乌尔里希时，立刻露出喜悦之色，对哥哥说道：“我倒不知道，我们是一对双胞胎嘛!”(张荣昌译本第625页)

这段关于小说人物服装的描写，具有极其丰富的暗示性内涵。首先，尽管阿加特是一个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性，但她是以一个“男丑”的装扮出现在哥哥面前的。也就是说，穆齐尔有意识地模糊了阿加特的性别。其实，兄妹俩在离别多年后首次见面时，不约而同地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也说明兄妹两人言行举止具有神秘的一致性——通过小说中的补充叙事，读者知道，在幼年时期的游戏中，兄妹之间就分享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最后(第三)，正因为兄妹不是双胞胎，“双胞胎”这个词也有特殊的意指。

妹妹的男性装扮，让乌尔里希联想到了原始宗教中的“众神”和“众女神”，他猜测，在远古时代，每一个人都是雌雄同体的“两性人”：大自然赋予男性以乳头，赋予女性以男根的残留，或许就是某种证明。(张荣昌译本第638页)乌尔里希的“雌雄同体论”是否有历史进化或生物学(遗传学)上的依据，我们可以不必深究，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穆齐尔在塑造阿加特这一形象时，一开始就是将她作为乌尔里希梦幻般的“另一个自我”来呈现的。对于乌尔里希来说，妹妹阿加特的形象，正是镜子中所折射的自我的形象。所谓男性化装束及性别的模糊、灵魂或心意相通、双胞胎的幻觉，都是对这一镜像的强调。

乌尔里希在与妹妹见面之后，便有了这样的内心活动：他心里觉得，从那儿走向门口并迈步朝他走来的，是他本人：只是比他更美丽而已，并且沉浸在一种光辉里看见自己的形象。他第一次为这样的想法所攫住：他妹妹是他本人的一个梦幻式的重现和变样。(张荣昌译本第643页)

有了上述分析，我们即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读者不能将后来兄妹俩在维也纳“同居”生活简单地理解为乱伦。对于乌尔里来而言，妹妹是自己丢失掉的那一半，是连接自己与世俗社会的桥梁。有了妹妹的存在，他可以重塑自己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并获得与常人一样的尊严。与妹妹的同居生活，也是对现存道德一种隐秘的挑战和抗议。兄妹俩在城市中建立的这个孤岛，既在社会生活之中，又在社会生活之外，象征着乌尔里希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另一个地方”。他与妹妹在同居生活中所建立的感情，既是形而上的爱情、手足之情、知己般的友情的混合物，同时也是对它的提纯和超越。

在乌尔里希的想象和设计中，他与妹妹的同居生活，是一种折学性的生存实验，至少从理智上来说，它符合乌尔里希创造一种“非现实生活”的一贯动机。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在乌尔里希的意识中完全没有暧昧的成分，但他的设想总体而言是明朗的、理性的，其目的正是为了超越功利性的爱情或两性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像童话般美丽、犹如春水从四面八方流进山谷”的新生活。

但问题是，对于兄妹“同居生活”的想象，阿加特与哥哥完全不同。小说中有这样两个细节。第一，阿加特修改了父亲的遗嘱，并试图永远地切断自己与丈夫哈高厄尔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于她自己将来与哥哥在维也纳的同居生活，她做了长久的打算，完全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第二，阿加特在自己深恶痛绝的丈夫哈高厄尔之外，还有一个感情真挚的初恋情人。多年来，她一直在内心深处默默地眷恋着他，并珍藏着他的肖像。可是，在她启程去维也纳与哥哥会合时，居然皱着眉头，最后一次打量了一眼这个年轻的恋人，然后将装有他肖像的木盒扔进了杂物之中，并用一小盒毒药取代了它的位置。这似乎明白无误地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阿加特要么与哥哥生活在一起，要么自杀。对于阿加特来说，死亡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正是生活的吉祥物和护身符。

从表面上看，阿加特成天乐呵呵的，温柔而开朗，在生活中有着天生的平衡感，但其实她内心世界的黑暗要比乌尔里希深重得多，在面对自己的情感选择时，也比乌尔里希更为果决、勇敢、更加无所顾忌。既然她可以面对父亲的遗体搞恶作剧：她将自己大腿上的一条长袜丝带塞进父亲身上衣服的口袋，说明礼俗和道德对她的约束力微乎其微。事实上，她是像对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恋人和知己那样，来对待自己的兄长的。在这方面，小说处理得相当隐晦。另外，阿加特与哥哥组建起来的新家庭，只是她对婚姻生活感到厌倦之后的一种叛逆性选择；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行性，阿加特未加深思熟虑。这就为兄妹两人在维也纳同居时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当阿加特与乌尔里希爆发第一次冲突之后，阿加特独自离家出走，来到了城郊的一处荒废的坟地。一个名叫林特讷尔的陌生人给予了她这样的忠告：婚姻制度本身，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为了防止激情的失控，为了防止自我的不可靠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规章。拒绝这个规章和整体而导致的危害，要超过我们十分惧怕的身体的失望。(张荣昌译本第909页-第910页)

在福楼拜的《布瓦尔与白居榭》中，两个头脑简单的抄写员，在意外地得到一笔巨额遗产之后，离开了喧闹而纷乱的巴黎，去遥远的乡间创造更符合道德的新生活。但是他们最终以失败告终。到了小说的结尾，这两个身心疲惫的年轻人再次回到了巴黎。他们来到原先辞职的那个部门，要求获准重操旧业，重新去当抄写员。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无论乌尔里希，还是阿加特，他们的梦想和生活实验也注定是要失败的。至于说，阿加特最后会不会像布瓦尔和白居榭那样燕还旧窠，重新回到丈夫哈高厄尔身边，因小说最终没有按穆齐尔原来的庞大计划写出来，我们后世的读者也不便妄加猜测了。

砾漠先生追问：格非老师!穆齐尔在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交待过乌尔里希和阿加特的母亲的生活经历么？

 

6、寻找“另一个地方”

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所呈现来的作者形象，既是一个预言者，又是一个诊断师。穆齐尔他将现代的社会生活置于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揭示了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自由主义文化价值面临的双重困境；他对社会的运行机制、文化和知识话语、心灵和精神处境、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情感的状态，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和辨析，从而试图从整体上为时代把脉。他细致描述了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的分裂或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现实与非现实的对立、数学与神秘主义的对立、道德与反道德的对立、个性与社会话语规训的对立，诸如此类。

如果我们要从穆齐尔笔下林林总总的事物中，归纳出一个整体性的、代表性的事物，要从他试图解剖的各种社会现象背后找到一个恒定的象征符号，格非老师心想，这个事物或符号，就是现代城市。也就是说，在上述种种对立的背后，还存在一种也许更为重要的对立，那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虽然穆齐尔几乎没有从正面写到过乡村，但他在描摹维也纳这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时候，人类延续几千年的乡村文明，作为重要的路标或参照物，始终在他的文字中若隐若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穆齐尔实际上也是现代城市的诊断师。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镇。此语是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著名论断。(参阅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3年版，第76页)

穆齐尔对现代城市的描述，也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叙事美学。他不是像狄更斯那样，全方位地复现城市的格局、街道和种种景观，试图找到城市的典型特征，并加以表现，而是采取了现象学的方式。具体来说，穆齐尔从不直接描写城市景观，他关注的是，城市的房屋、汽车、橱窗、教堂的尖顶，是如何作用于人的意识、直觉和感官，如何被观察者漫不经心的一瞥而捕获的；城市的人流，是如何合并为脸的总和，合并为胳膊、大腿和牙齿的大军，行走在没有特定目标的大街上的。在这一点上，穆齐尔与普鲁斯特的方式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普鲁斯特的现象学更接近诗歌的结构，而穆齐尔则更依赖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抽象。

总体来说，作为一个预言者的穆齐尔，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在对未来发出预警的时候，为人类的命运忧心忡忡。穆齐尔预言了现代传媒权力的滥用：作为话语的主要载体和生产者，它将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预言了女性主义在全球的崛起，并发出警告说，作为男人的“艰难时代”已经开始。他断言说，战争的爆发，仅仅是源于人们在面对各种话语而失去耐心时，对简单暴力的渴望；而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曾经支撑过心灵的虚假满足的凝聚力，遭到了持续的磨损。

正因为穆齐尔将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视为一个“持续下坠”的过程，所以这一过程不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也许并没有走出穆齐尔的视线。说句不太合适的话，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今的世界格局，尤其是欧洲的状况，与穆齐尔生活的时代——具体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那个时代，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因此，《没有个性的人》这部旷世之作中那无与伦比的喻世和警世意义，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损。

穆齐尔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对未来时代发出种种悲观的预警，并不妨碍他为这个时代的个人寻找出路。当然，穆齐尔并不是一个革命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从未试图去寻找变革现实的途径并将它付诸行动。不过，穆齐尔也不是一个消极避世的虚无主义者，更不是愤世嫉俗的极端主义者。他笔下的主人公乌尔里希一直在为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寻找出路。他从文化和知识的反面，找到了“原始之力”，从数学的反面，找到了神秘主义；从现实的反面，发现了非现实的疏离状态：从社会道德的反面，看到了非道德隐含的活力，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生活哲学。

具体说来，这种生活哲学是致力于在令人厌憎的现实世界之中，寻找“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种状态”：既不融入生活，也不逃离生活；既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拯救个人灵魂和精神，被严格地局限在“自我意识”层面，通过调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通过改变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获得某种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消极自由”。但我们读者必须看到，乌尔里希所要寻找的地方，既是一个地方，又不是一个地方。说它是一个地方，是因为它确实寄托并保存了人们对“自由”的久远梦想；说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因为它不过是个人内在意识的乌托邦，且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个人与世界的分裂。所以，我们也可以将乌尔里希的这样一种生活哲学，看成是把个人从现实世界剥离出去的一种“退却”，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出路的。譬如说，一旦离开了父亲在经济上的资助，一旦失去父亲去世后留下来的丰厚的遗产，乌尔里希那种游手好闲，超脱于生活之上的生活方式，就会即刻遇到问题，恐怕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乌尔里希醉心于建立这样一种生活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至少在穆齐尔看来，现实世界出现的种种危机，首先是一个文化危机。它并不是由单纯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不公所引发的，而是源于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话语和文化观念，对“个性”和“自由”所形成的巨大威胁，使个人的生活在整体上失去了目标。那么，从逻辑上来说，要消除这一危机，就不能单单依赖革命和社会改良，而必须通过文化反思，通过“自我觉醒”或“顿悟”这一前提，才有可能最终达成。因此，穆齐尔或乌尔里希的认识论，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

《没有个性的人》所建立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是整个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环节。穆齐尔的文化哲学，与尼采、康德和叔本华一脉相承，与胡塞尔、早期的卢卡奇、本雅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精神联系。而从文学上来说，穆齐尔的写作实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卡夫卡、波德莱尔、托马斯·曼、卡内蒂、普鲁斯特、加缪等人之间，不论是世界观、方法论，还是修辞学，都有着重要的承继性和共通性。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看成是对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华尔街故事”的一个回应：格非老师指的是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我们应该知道麦尔维尔是伟大的海洋小说《白鲸》的作者。但是，麦尔维尔于1853年发表的《抄写员巴特比》在最近这些年声名鹊起，引起了文学、哲学和思想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巴特比”也逐渐成了一个专有名词，被用来指代那些与社会不合作、拒世或自愿隐遁的特定人群。

也可以这么说，麦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是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笔下的乌尔里希则是一个典型的“巴特比主义者”。巴特比的那句著名的口头禅“我不愿意。”(I would prefer not to.)犹如一个幽灵，曾经回荡于历史的天空，如今也徘徊在现实世界的每一个阴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