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王尧的追问留在我心中

洪砾漠

江苏省苏州市作家协会编辑《苏州散文选（1996-2013）》（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1版1次印）一书选录162人的162篇散文，每人1篇。书中的《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你的第一印象必会说：这是一篇游记散文。

不错！王尧记述了他和同伴们到美国游历塞勒姆和康科德的见闻、感觉和思绪。

塞勒姆有著名作家霍桑的故居、女巫博物馆和女巫地牢博物馆，请看王尧的记述：

那些再现的场景虽然是仿制（的），但血腥的味道一样散发着。我许多年没有产生过这样恐怖的感觉，甚至仿佛看到了霍桑的祖先，审巫法官之一的约翰·霍桑的恐怖眼神。那位写出了《红字》的那塔尼尔·霍桑后来说他的这位先祖身上沾着受害者血迹再也洗不掉了。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说自己的祖先。我差不多是从这两个博物馆逃离出来的，坐在马路上使劲地抽烟以排遣那一丝丝恐怖感。我不是史学家，只是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生活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又如何得到保证？

康科德是美国的一个小镇，因梭罗以这个镇内的瓦尔登湖为题材写过一本书《瓦尔登湖》，使这个小地方闻名遐迩。湖边有山林，有“睡谷公墓”；公墓里有“作家坡”，即梭罗、霍桑、爱默生的墓地。

关于梭罗和霍桑的墓地，惠特曼在《典型的日子》一书中的“康科德其他记事”一节中写道：

在这“睡谷”中，这公墓山上一片林木茂密的宜人之地，他们比邻长眠。霍桑的坟墓已经变平，覆盖着茂密的爱神木，边上有一座凉亭，里面写着死者的简历。梭罗的墓前立着棕色的墓碑，普通而精致，刻着题词。

再看王尧的记述：

我们所见和惠特曼相差太多。我印象中没有凉亭。梭罗墓碑的棕色也早已消褪，比较起来，霍桑和爱默生的墓碑还有些气派，或许与他们的家境也有关系。梭罗的墓碑几乎是趴在地上，大概只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那么大小，只有趴在地上才能感觉到这块墓碑是立着的。墓碑的上端有几粒小石子，是凭吊者的纪念。

在我看来，王尧的《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其实是借助游记的形式，一个文体的“外壳”，在探讨、比较、观察、思考一个重要的文学课题：文学，是否有可能敞开我们内心的复杂性，留下时代和写作者本人的这一面与那一面？这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是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王尧去美国访问，有很多人要去拜访，有很多高校及其研究机构要去参观，有很多人文 景点要去游览。为什么他们不去看福纳克的家乡？不去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笔下的风土人情？他们偏偏选择塞勒姆和康科德？原来他在大学读书期间，霍桑的《红字》和七角楼是外国文学史课留给他的记忆；他选修过美国文学专题课，对霍桑的印象强化了。徐迟翻译的梭罗《瓦尔登湖》中译本又使王尧神往康科德及其瓦尔登湖。因此，王尧等人在美国除了拜访张充和女士等名人和学者，塞勒姆和康科德成了必到的地方。

说白了，《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既是一篇游记散文，又是一篇思辩性极强的说理散文，是主题杂揉而又复合的散文。游记部分是文章的基石，思考和联想部分是文章的“灵魂”。王尧没有在大学学习期间及参加工作后的长时间的思想积累，便不会去游历塞勒姆和康科德。有了思想积累，再去实地考察、印证过去书本知识是否与现实相符，再联想到中国当下的文学现状，再通过对比和观察要回答心中的问题，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内容？有个性吗？

王尧在文章后半部分说：“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故事，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生活有多大关系？……”

由此，联想起写过《夜的眼》、《春之声》、《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失态的季节》等小说的王蒙在2013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蒙八十自述》中仍要慨叹“我仍然太幼稚了”，仍然感叹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缺乏能够经受得住时间冲刷的传世之作……

巴金老人1983年8月10日写完的《我的哥哥李尧林》（《随想录》第102则）末尾说：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巴金老人原来是在对历史和政治发出“追问”。

王尧现在是对当下文学状况发生“追问”。他的追问长留在我的心中，催促我认真思考、反省自己。

2015年8月16日下午1点20分-3点27分，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