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寻找真相的“医中神探”——访同济医院副院长王培军
(2015-12-30 10: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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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医生肿瘤 |
分类： 杂志精选 |
王培军，全国肿瘤影像界大佬。他看过的片子，不下五十万份，有人说，他有火眼金睛，异常疾病征象很难逃过他的眼睛。经常有病人在上手术台前，被他读出破绽，生生拉回，也有病人在一片乐观声中，遭到他棒喝，又推进手术台。
采访笔记
他是副院长，从科室主任到副院长，他超出常人的游刃有余，“行政就是读片，从现象看本质，然后像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他的管理风格很独特，“网格化管理，太阳底下无死角。”
这些年，他做成许多事，开了疑难杂症义诊工作室，他津津乐道。“谁都可以拿着诊断不了的片子找我，我看完就会给结论，然后告诉你，不要再找其他人读片了。”他说，很想做个侦探，“读片与破案的思路一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证据，分析证据，在真相乍现的时候，考验一个探寻者的耐心，背后都是辩证思维，严密逻辑，科学与哲学。”
结束时，意犹未尽，我们谈起美国大选，他说，是希拉里，以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票数胜出，结果是这样，背后也是逻辑。他神秘一笑。
读片专家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王培军眼里，这是最合适不过的至理名言。少说话，多做事，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在他最初上任同济医院放射科主任的时候，没有去放那上任的“三把火”。他要把行动放在话前面，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先把事情做出来。
有过在长海医院的成功经历，他做起规划来显得游刃有余。他说，自己的管理方式是“网格化管理”，阳光之下无死角，每一个角落都要管到。质量管理是用的“PDCA”的方法，即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ion(行动）。有了这些后，他还为大家制定了一个“20分”的目标，因为如果只定“10分”是满分的话，人的所有行动和思维都会集中在“10分”上面；而定“20分”这样一个高而可及的目标，人们的行动力和积极性就会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当时科室里没有足够的能够胜任的医生，王培军就开始慢慢自己培养研究生。针对遇到的很多医疗纠纷，他敏锐地找到了关键点：最重要的是医疗水平的提高。于是，他开始做了一件那时全上海独一无二的事情：天天带着手下的医生读片。怎么读片呢？拿出一张CT或者磁共振片子，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不知道诊断结果，通过阅片分析，找出征象，分析征象，得出诊断，然后与结果比对，把每份病例分析透彻，人人清楚。这种读片方式，首先考验的是王培军的读片水平，艺高人才能胆大。经过几年的坚持，整个科室逐渐提高了阅片水平。
在王培军看来，医院的管理和读片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一定先从宏观到微观，网格化观察和管理，不留死角，辩证思维、科学思维。他一直强调，每一个角落都要管到，马马虎虎管也不行，必须做到最好。这就是他自己对于“怎样把事情做好”的定义。
TIPS：PDCA循环又叫质量环，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通用模型，最早由休哈特于1930年构想，后来被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在1950年再度挖掘出来，并加以广泛宣传和运用于持续改善产品质量的过程。PDCA是英语单词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ion(行动)的第一个字母，PDCA循环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质量管理，并且循环不止地进行下去的科学程序。
你负责相信我
王培军是浙江人，16岁就开始到厂里做工人，被分配到了医务室，按照“党让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他也没什么怨言，就此安顿了下来，跟着两个老医生，每日看书、打针、配药，干个小医生。后来，他去了一个为期数月的培训，回来时正好是1977年10月份。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培军就想，我也去当大学生吧。就这样，他参加了高考，考入了浙江温州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留校三年，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第二军医大学影像学的研究生。
那时，CT在中国也还是新生事物，现如今，随着种种新兴的影像学手段的崛起，已经逐渐发展进步成了“分子影像学”这样的庞然大物，甚至可以在分子水平上观测到疾病的基因致病源头。早期诊断出来基因表达的问题，这与中医所讲的“治未病”，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王培军作为同济医院副院长，要负责医生的绩效考核与分配以及信息化建设工作。“这些事情，难吗？”王培军认为，绩效考核与分配首先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要进行合理和有效的导向，努力做到两个满意，一是让医院里的员工满意；二是让老百姓满意。信息化建设提升医院的管理效率和效果，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王培军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率先成立疑难疾病影像诊断专家义诊工作室。他的目的是，对患有各类疑难疾病的患者免费提供影像诊断，并提出相关的医疗咨询建议。这一工作室通过电话预约、现场接待等方式，与患者进行一对一义诊，一周七天无休运作，至今帮助过的病人有3000～4000名。无数次地，他把被诊断为需要接受肿瘤切除手术的患者从去手术室的路上拉了回来，无数次地，他认为是否进行手术犹豫不决的病人下定了放手一搏的决心。甚至有的时候，病理结果出来，却与他的诊断不符，他会坚持深思熟虑的诊断。而后来也证明，他是正确的。
就如同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里，医生对熊顿说的那样：“我负责治病，你负责相信我。”王培军也有一样的自信。这样一个优秀的医生，怎么能让患者不放心呢？
Q&A
《问健康画报》：您是副院长，有足够的时间做义诊吗？
王培军：我承诺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很愿意为他人服务，想干的事情就一定干得成，想干的事情，再忙也有时间。不想干的事情才会有很多“没时间”的托词。世间来一遭，要做好事，多做好事。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过去是在学习，学完之后就要回馈社会。
《问健康画报》：您是怎么理解“人文”的？
王培军：一个专业很高的阶段，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在支撑着，好的人文素养也在里面。可能我的水平比别人高一些，这不是说因为我的片子比别人看得多，而是在于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比别人好些。同样看一张片子，我会总结，会找出其中的隐秘在哪里。外行看表面，内行看门道。不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成不了顶级人才。
《问健康画报》：您说的读片，涉及到的哲学思维是指什么？
王培军：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表面与核心，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那么多的证据，怎么分析？这是哲学的问题，需要用哲学的思维，搞科研的人需用科学的思维。所以一直有争论，医生到底要不要写SCI论文？有一种观点是，不用写，只要会看病就行。这是不对的。搞科学的人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会学习，会总结，会研究。搞中医的人宏观思维有，但是可能会忽略掉科学；搞科学的人，有时候也会忽略宏观的思维。其实所有的事情，到了顶尖水平，一定得具有宏观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
《问健康画报》：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做什么？
王培军：我还是选择医生，但是我觉得，当侦探也一定能干好。我喜欢看悬疑片，谁是凶手千万不能提前告诉我，这样才有意思。每一次读片，都相当于经历了一次考试，检验自己的水平，就像是不断地挑战自我。读片的思维跟公安、侦探、法官、律师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内容不一样。
王培军，同济医院副院长，同济大学医学院影像系主任，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方向为肿瘤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脑功能(FMRI)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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