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的记忆

《宣叙》中的两个小女孩，从小境况相同，患难中见真情（被母亲忽视或者抛弃，被大女孩子们欺负）。然而她们属于不同的对立的种族，因此长大后在社会上的几次相见，都不得不考虑到一个问题——社会对黑白种族的看法，以至于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说出的话大多出自当时的心理。有一点相同，除了第一次相遇没有谈到麦吉，每次都会谈到的是麦吉和彼此的母亲。由此可见，母亲和麦吉两者有一定的联系。而关于麦吉到底有什么特殊的，为什么两个人对麦吉的记忆会有所不同，如果能够探究一下这些问题，想必在麦吉身上发生了什么就可以被解开了。

    在谈论记忆时，从《宣叙》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两个主人公的记忆是不一致的，而在作者的后现代写作中，第一人称已经不可靠了。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两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立状态。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中总结到，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这种叙述源于叙述者有限的认识，个人的参与以及有问题的价值体系。

假设——

如果怀特拉的记忆全部都没有出错的话，那么罗贝塔每次说的关于麦吉的都是出于当时和怀特拉相遇的场合和一些不为人知的心理原因，这样推出来的事实就前后不一致了。比如，第二次相遇时两人聊得正欢，怀特拉开始说到麦吉在果园里摔倒，罗贝塔当即就反对了，怀特拉此时的表现是再也不想和罗贝塔联系了，她耳朵发痒，想要回家。但是等到了文中最后一次相遇时，罗贝塔说只有大女孩们踢了麦吉，怀特拉没有反对了，反而说我们那时只有八岁。也就是怀特拉对麦吉是摔倒还是被推倒自己是不清楚的。

反过来，如果罗贝塔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那就是怀特拉的心里老是过不去，这个坎。她总记不得一起欺负过一个人。而罗贝塔每次说的关于麦吉的不同的话都是可以被场合所解释的。第三次相遇他们在极端敌对的情况下，罗贝塔说出两人一起踢了麦吉，此时有攻击性意味，真相怎样不置可否，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有时愤怒下才会说出真相的情况。而最后一次罗贝塔特意向怀特拉解释说只有大女孩们踢了麦吉，却又推翻了自己的话——”真该死！特怀拉……该死！真该死！麦吉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外，为什么所有在收容所的记忆都是鲜明的，包括罗贝塔走时的苹果花开，怀特拉都记得，单单涉及到麦吉，怀特拉几次都显出闪烁其词呢？

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个体对于正向的或与个体自我概念或自尊一致的信息，都比较容易存储和提取；而对于负向信息的记忆方式却与结果差异很大。可见，有关麦吉的事情似乎不妙，两人在潜意识中都故意压抑了这一部分记忆。

以下我想通过一个个问题的探讨，来猜想关于幽灵的模糊的记忆。

（一）谁是黑人、谁是白人

我觉得怀特拉是白人，罗贝塔是黑人。

第一幕里，怀特拉的母亲整晚都跳舞，白人似乎才有如此纵情欢乐的财力物力资本。当怀特拉第一次见到罗贝塔时产生的是厌烦抵触的情绪，她提到对方身上老是有一股味道，整个格调都在反映怀特拉的歧视，于是我先入为主地判断受歧视的一方是黑人。罗贝塔的母亲身体不好，呈现出虚弱，我尚且把她穿凿附会地理解为这是一种象征，象征那时黑人的地位。“我只是微微对她笑了笑，以免让人察觉这次探访对我是如此重要。”罗贝塔大方介绍自己的妈妈，而怀特拉只是微笑，可以猜测这是在公共场合中一个白人对来自一个黑人的熟稔的搭讪表示尴尬。玛丽在反应过来后骂了“贱女人”引人注目，而她仍然肆无忌惮显然还想继续骂人，在这个公共场合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出双方的社会地位。

第二幕中，怀特拉成了一名服务生，其实还是算有社会地位的、能挣钱养活自我的一类人，境况不差。然后谈到怀特拉嫁的丈夫，“他们生在纽堡，长在纽堡， 像谈论家底一样谈论这片土地”谈到纽堡，也称为印第安纳州（Indiana），位于美国中北部，水陆空交通便利，有“中西部通道”之称。这是可以旁敲侧击的，这家人似乎过得不错，家境富裕，若是黑人，会相对动荡一些。“你应该看到，当时在霍华德·约翰逊，黑人对白人很友好。”这句话是怀特拉讽刺那时罗贝塔对她的恶意态度的。

第三幕中，种族隔离在学校里发生了，上街游行示威的一群妇女，我感觉白人还不至于那么多，不至于为了“一个自由的国度”不惜和最好的朋友撕破脸。在那时，谁最希望争取自由平等，是黑人。

而最有力的一点证据是怀特拉说：“现在想起来，我无法确信。她至少不是纯黑的，不然我会记得。我记得的只有那顶小孩帽子和罗圈腿。很长时间以来，我努力不让自己去考虑种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假设怀特拉是白人才解释得通从怀特拉口中说出的“种族的问题”。

如上一系列推测如若成立，那么以怀特拉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所呈现出来的自信、活跃就可以理解了。小时候她拉着罗贝塔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长大相对独立自信，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反映出来的，而罗贝塔相对害羞，忍让。最后在罗贝塔指责怀特拉踢了一个黑人妇女时那种强调的语气也可以解释得通了。

（二）麦吉的特殊性、麦吉与母亲

在怀特拉看来，“麦吉就像我跳舞的母亲。她啥都不是，又聋又哑，任你晚上大喊大闹却不理睬；也不能教授你有用的知识。”在罗贝塔自己的印象里，“只记得，她（麦吉）好老好老，而且不会说话——你知道的，我以为她是个疯子。她在收容院长大，我妈妈也是，我以为自己也会那样。”两人的印象里都觉得麦吉像他们的母亲，那么麦吉的肤色应该是在黑色和白色之间的棕色，麦吉代表的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象征，母亲的象征。这个“母亲”在收容所里也对她们很是冷漠，不会说话，甚至不会抬眼看你。任你晚上大喊大闹却不理睬。她可能也信教或者其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们真叫了。

“笨蛋！笨蛋！”她头也不回。

“罗圈腿！罗圈腿！”还是没反应。由此可见麦吉是个冷漠的人，生活过得困苦，也不受到他人的尊重。

“我们的母亲在同一个星期天来探望我们，那大概是麦吉摔倒的前一天。”这句话既是过渡也是线索，母亲走后，两个小女孩在果园里看到麦吉被欺负。那么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呢？两位母亲在探访日都显出了冷漠来，罗贝塔的母亲不肯握手，午餐时仍为女儿读着圣经，很显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世界里，平日里很少理会女儿；怀特拉的母亲在公共场合下破口大骂，在做礼拜时没有教养。“她可能在为母亲不肯握手而感到抱歉。这让我很欣慰，而且她对玛丽在礼拜上的嘀嘀咕咕只字不提，也没有讲她不带午餐。”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两人对自己的母亲的行为产生怨恨，第二天就发生了麦吉事件，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欺负麦吉时她们俩也有份，或者说他们都想着要欺负麦吉从而报复母亲。

（三）有关麦吉的个人猜想

怀特拉对麦吉的回忆是：我老爱做梦，总梦见果园。两英亩、或者四英亩地，种着矮矮的苹果树。麦吉的两条腿活像一对括弧，那个女厨曾在果园摔倒过。大女孩们取笑她，我们本该扶她起来，但是怕极了那些涂着口红画着眉毛的女孩子。“罗圈腿！罗圈腿！”还是没反应。她继续摇摇晃晃地走着，那顶小孩帽子的颚带晃来晃去。我觉得我们想错了。她只是装着没听见而已。现在，一想到那时候如果有人听到我们那样喊叫却没法跟她说，我更加羞愧难当。

罗贝塔对麦吉的回忆是：她们把她撞倒的。女孩们推倒她，扯她衣服，就在果园里。在果园里。记得我们当时多害怕吗？特怀拉，可能我是变了。但你还是那个小女孩，那个看到年老的、可怜的黑人妇女摔倒在地却要去踢的小女孩。你踢了一个黑人妇女，居然还说我顽固。

两人最后的对话颇为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罗贝塔说：“听我说。我当初真的认为她是黑人。我没有撒谎。我确实是那样想的。但现在我不敢肯定了。只记得，她好老好老，而且不会说话——你知道的，我以为她是个疯子。她在收容院长大，我妈妈也是，我以为自己也会那样。你没说错。我们没有踢她。是大女孩们干的。只有她们。但是，厄，我确实想……我想让她们欺负她。我说过是我们踢了她：我，还有你，但那不是真的。我不愿让你一直耿耿于怀。一切不过是那天我渴望做的事——我是那么想，就认为自己做了。”但是她又为何最后质疑：“真该死！特怀拉……该死！真该死！麦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说法说明她对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产生了质疑。

她们产生的记忆分歧有两点：一是麦吉是摔倒的还是被撞倒的，二是她们俩人有没有踢麦吉。如果是大女孩们撞倒麦吉，怀特拉本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的，我们可以再次大胆猜想，推倒麦吉的或许就是怀特拉或者说怀特拉和罗贝塔。以下是插叙：

“如果有人要杀她会怎样？”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她想哭？她能哭吗？”
   “当然，”罗贝塔回答，“但是只有眼泪，没有声音。”

“她不能尖叫？”

“不能。”

“她能听到声音吗？”

“大概吧。”

“那我们叫她试试。”

 然后我们真叫了。

“笨蛋！笨蛋！”她头也不回。

“罗圈腿！罗圈腿！”还是没反应。她继续摇摇晃晃地走着，那顶小孩帽子的颚带晃来晃去。

所以我还原出来的关于麦吉的个人猜想是这样的：

两人的母亲在探访日走后，怀特拉和罗贝塔非常沮丧，她们这时看到了麦吉，她们大声地骂麦吉，她却不为所动，正在她继续在果园里摇摇晃晃地走着时，怀特拉不小心（或者故意）把麦吉推倒了。而此时大女孩们就在前方听着收音机跳舞，她们看见这边有人摔倒了，一涌过来对她又打又抓，而怀特拉和罗贝塔则由于害怕躲在了附近，还一起交流了要不要一起上去欺负麦吉等话语。于是成年后的罗贝塔记忆里有那么一段怀特拉和她一起踢了麦吉的场景，而怀特拉更是不想回忆起来这件事，她觉得麦吉自己摔倒的和她无关。

罗贝塔14岁的时候又返回了收容所，这时又发生了什么呢？波佐被解雇了，罗贝塔逃走了。她被解雇的原因和罗贝塔逃走的原因如果一样，那就是麦吉出事了，麦吉很可能又被大女孩们欺负了成了重伤，于是波佐被解雇。罗贝塔可能参与了踢人，自己害怕，又从收容所逃走了。

麦吉发生了什么？幽灵般的记忆，两人的记忆都是不可靠的，支离破碎的玻璃片拼凑出我的个人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