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13年08月18日 01版）□本报记者 张翀

    今年4月18日，在与死神抗争16天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50岁的市容监督员林丽终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这起事件最初发生在4月2日，林丽在处罚一起车窗抛物时，被车主推搡到地上导致重伤。

    依据武汉市的统计数据，自2011年9月9日市容监督员正式上街以来，截至今年6月，一共发生163起受伤纠纷，85人在纠纷中受伤。而林丽之死，是这些纠纷中最大的悲剧。

    女市容监督员之死4月2日，林丽在对一起车窗抛烟头违规行为进行取证时，被当事司机推搡摔倒，头部着地受重伤，最终不幸身亡。自2011年9月9日武汉市2000名市容监督员正式上岗以来，林丽是首位不幸身亡者。

    提起这件事，林丽的同事、青山区冶金街市容监督员包桂华和郭晓荣至今难忍悲痛。当天下午2点多，她们和林丽在冶金大道工业一路路口执勤时，发现一辆往东行驶的棕色越野车在等候红绿灯时，驾驶室内扔出一个烟头。按工作程序，郭蹲下身拾烟头，并拍照取证，林丽则站在车前记车号。这时，一名身着花衬衣的壮男下了车：“你们拦着车搞么事？”郭答：“你丢了烟头。”该男暴怒上前，一把揪住面前的林丽来回推搡，导致林仰面跌倒，后脑重重撞击在地上。

    眼看林丽失去了知觉，被吓坏的包、郭二人哭了起来。发现对方欲上车开溜，两人拼命阻拦，包甚至跪倒在地：“求求你，她伤得好重，你把她送到医院去吧！”可该男子回答：“凭么事要我送？她自己倒在地上，她装死！”跪了好几分钟后，包让郭“快报警”，该男子更是嚣张：“只管报，老子打死你！”随后，他一记耳光打在郭的脸上。

    14时20分左右，民警赶到现场，讯问后将该男子带到派出所。冶金街城管执法中队副队长解秋珍闻讯赶来时，看到被扶坐在路边花坛上的林丽正大口吐血、意识不清，她立即调来执法车，将林送到武钢总医院救治。医院两次CT结果显示：林右后脑骨折、颅内出血伴水肿，属于重度颅脑损伤，当天开颅手术后，处于病危状态的林丽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林丽最终没能挺过去，丢下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丈夫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熟悉的人纷纷为这个家庭感到惋惜：几十年来，林丽独自支撑这个家，卖菜、刷“牛皮癣”，从社区清扫到市容监督员，她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就靠微薄的收入，把儿子拉扯大。林丽的儿子目前正在兰州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硕博连读，没想到生活刚有点盼头，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市容监督常现尴尬局面一份简单的工作，为何会遭遇这样的不幸？记者日前跟随市容监督员上街，实地体验了他们的工作。

    武汉卓刀泉南路周边都是高校，又临近城中村，人员流动量大，市容监督员们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捡起了许多烟头和一堆传单。

    在虎泉公交站附近，一名男大学生一边剥板栗一边将板栗壳扔到地上。市容监督员向华林追上了这名学生：“对不起，你乱扔果皮的行为违反了《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按规定可处50元罚款。”向华林拿着武汉市政府关于“十乱”行为的整治通告，指给男学生看。

    这名学生承认乱扔垃圾不对，但他以身上没钱为由拒交罚款，并打电话叫来两名女生帮忙。两名女学生到来后拉着男生就往外走，4名市容监督员赶紧上前围住，一番争论之下，学生们坚持没钱交罚款，监督员退了一步，“你们是学生，这样吧，你就在路上捡一个小时的垃圾，代替罚款。”男学生口头答应得很爽快，可逮住监督员分神的机会很快跟两名女同学溜走了。

    记者在体验过程中并没有见到火爆的执法场面，可是，能明显感觉到市容监督员在这份工作中的艰难处境。

    “温言相劝反遭谩骂，依法处理反遭毒打，市民的不理解让我们心里很难受！”向华林师傅曾干过8年城管，他对如今的市容监督员这份工作充满困惑。

    向华林的同事彭宣国是武汉市首位遭到殴打的市容监督员。2011年9月17日，彭宣国在广埠屯车站一带工作，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子随手丢了一张刚擦完嘴的餐巾纸，就上前拦住她，让她捡起餐巾纸丢到垃圾箱。彭宣国同时还拿出了武汉市政府下发的治理十乱行为的通告，告诉该女子随地乱扔垃圾按照规定应被处罚50元。“但她说自己没带钱，我们就提出让她学习相关规定。”这名女子不耐烦起来，掏出电话打了“110”。就在等待民警到来的时候，开来了两辆轿车，从车上下来的几个男青年对彭师傅出手就打。几个年轻人围着年过五旬的彭师傅又踩又踢，彭师傅边躲边跑，他们一直追打出数十米远，围殴了近10分钟。彭师傅后经医院诊断右边第五肋骨骨折、急性颅脑损伤。

    在纠纷中，这些年龄在40岁以上的市容监督员们常常处于弱势，成为受伤害的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市容监督员在执法中不仅得不到什么优待，反而常常成为被侵害的主体。2011年11月15日，在汉口解放大道浦发银行门前，50多岁的女市容监督员王小翠在劝阻散发小广告时遭到围殴，后脑勺重重磕在地上导致昏迷。在附近执勤的另两位女市容监督员张义珍和于艳闻讯赶来，也遭到3名青年毒打，两人手臂和颈部均被抓伤。事后，经医生诊断，王小翠左侧肋骨被打断5根、左侧颅内水肿。

    难以面对市民误解却又舍不得这份工作在谩骂和殴打面前，市容监督员们常常感觉很难堪。“一些打骂我们的年轻人，甚至比我们的孩子还要小！”已经56岁的向华林说。

    事实上，在武汉市招聘的2000名市容监督员中，年龄最小的也在40岁以上，虽然当初在招聘时年龄规定在40岁到50岁之间，可实际上，50岁这个门槛在招聘时已经放开，“因为这份工作辛苦，得罪人，吃力不讨好，因此不少人不愿意干。”一位当时参与招聘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这样介绍，“希望从40岁到50岁之间招聘，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城市里‘4050’人员就业的问题。”

    由于生活的不容易，市容监督员们无比重视自己的工作，“我们没有文凭学历，年龄又大了，也没有好的技能，不少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有这份工作不容易。”提起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包桂华和郭晓荣心中满是感激。

    不幸身亡的林丽就生活在一个苦难家庭里。28年前，林丽从湖南益阳农村来到武汉，嫁给丈夫陈国宁。“卖过菜，磨过豆浆，到社区刷过‘牛皮癣’，上街扫过马路，她什么活都做，什么苦都能吃。”在冶金街名流社区主任刘英印象中，林丽脾气好，性格温和，为了这个家默默付出和隐忍。2009年，林丽老公中风瘫痪，她任劳任怨，就靠微薄的收入，把儿子陈宏伟拉扯大，一直供养儿子考上兰州大学就读至今。

    除了对工作的珍惜，市容监督员们认为之所以会与市民起争执，更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一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总得对得起政府给的这份钱！”向华林表示，自己不仅仅是纠正那些吐痰扔垃圾的，还要制止那些横穿马路的人，“这可是能救人命的事情，比起那罚款来，这更有意义。”

    武汉市有关部门多次辟谣称，市容监督员的收入与罚没款没有关联，也不存在提成，但这似乎根除不了市民对市容监督员“罚款是为了钱”的误解。

    市容监督员们对此是一肚子苦水，“罚款只是手段，我们主要还是要起到教育的目的，干净、整洁的城市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不知道市民为什么不理解？”向华林认为，工作中最大的压力不是劳动强度，而是有些市民的不理解、不配合，每天不晓得要磨多少“嘴皮子”，一天工作下来，嗓子基本上是沙哑的。受了白眼，遭人骂，还没好的结果。

    武汉大学社会学家周运清教授指出，市容监督员和市民之间冲突的存在体现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也凸显了当下城市管理的症结所在——当今社会，一些市民缺少公民意识，认为家是自己的，社会是别人的，这种想法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同时，由于城市管理体系不完整，直接导致了城市管理的尴尬。但是，面对一起违规事件，是直接上来就处罚，还是先说教再处罚，存在一个执法方法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有了完善完整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同时有高素质的执法者恰当地使用教育方法，才能化解因执法带来的尴尬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