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文学会消亡吗？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这世上有那么多的文学发烧友，有那么多的文学畅销书，还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文学“新生事物”——从“网络文学”的火爆到“少年作家”的纷纷登场，从五花八门的“民刊”到目不暇接的各种“征文”、“大奖”……文学不是明明十分繁荣吗？

可十年前的《世界文学》中就刊发过一篇题为《文艺的衰亡》的文章（作者章国锋）。该文介绍了德国文坛的有关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文字语言艺术”的文学正在被以“视觉艺术”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所取代。一份社会调查报告表明：在十年的时间里，文学作品的数量递减了五分之三。绝大部分人对文学的现状不满，认为当今的文学作品“淡而无味……质量愈来愈低”；在被调查的十种职业中，“作家艺术家”同“士兵”一样，是最不受欢迎的职业。（见《世界文学》1994年第一期。）

更早，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注意到：“有人把小说的历史比作因长期开采而被耗尽的煤田。”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小说真的会消亡，那绝不是因为它已经耗尽了它的能量，而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跟它日益格格不入的世界中。”他指的是“小说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而大众传媒的简单化倾向是与小说的复杂精神背道而驰的。（《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作家中，叶兆言也在1988年就断言：就小说创新而言，“新的配方也许永远诞生不了……创新早成了大而不当的掩饰，小说家们常常最不知耻，有意无意重复了别人的发现，又自我感觉良好地去申请专利。”他因此而将自己的小说创作定位于“重新获得读者”。（《最后的小说》，《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四期。）

还有韩少功，也在1992年指出：“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但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他相信：“技术不是小说，新观念不是小说。”“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小说界》1992年第一期。）

由此可见，关于“文学正在消亡”的喊声主要是从大众传媒的挤压和找不到创新的道路这两种意义上说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并没有把话说绝。在他们看来，小说的出路在于写出人生与世界的复杂，写出灵魂的深度来。而这些，其实是文学家的老生常谈。当然，是因为常常被人遗忘而需要经常强调的老生常谈。我现在想说的是，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即使写不出世界的复杂和灵魂的深度（这世上有深刻智慧与独到眼光的思想家、文学家毕竟是少数），即使许多作品只是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或者模仿某位当红作家作品的结果，只要不断有人在从事写作，文学就不能说已经消亡。因为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人类表达自我的渠道，是人类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一直到今天，它也依然在帮助人们倾诉自己的心声、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追求方面发挥着电视和卡拉OK所代替不了的作用。像王朔那样因为经商失败而转向写作并终于获得了成功的写家，像韩东、王小波那样为了自由写作辞去了大学教席的作家，像史铁生、张海迪那样身患残疾而从写作中找到了精神寄托的作家，像阿来那样一边办科普刊物，一边写作的作家……都是人们需要文学的生动证明。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喜欢写作，只要写作还具有人们表达自我、同时也与人沟通的功能，文学就不会消亡。甚至，可能不仅不会消亡，反而会在更加普及的层面上繁荣兴旺。的确，这世界上公认的文学大师是越来越少了，公认的文学经典也越来越缺乏了。但是，文学在今天的普及程度却恐怕是空前的。随着教育的普及，随着文学的普及，随着网络的普及，文学的发烧友也越来越多了。

至于那些德国学者对于大众传媒挤压文学的忧虑，虽然是事实，但恐怕也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倒是觉得大众传媒的出现事实上是为大众文化的多元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不错，今天喜欢看电视的人比喜欢读诗歌、小说的人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已经萧条。除了热爱文学的人的阵容不容小看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既喜欢电视也喜欢文学的。此外，大众传媒常常也在推动文学繁荣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张艺谋那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就常常反过来促成了那些作品的畅销；电视与文学的联姻也常常促成了文学作品的普及；一部分作家竞相“触电”也显示了大众传媒对于作家的吸引力；而书商对于畅销书的“炒作”固然常常有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炒作”也的确起到了推出文学新人、普及文学佳作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对文学既有挤压、也有成全的双重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而不宜简单指责的。（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