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书架

         《西方哲学史》与《管锥编》的启迪

                      樊  星

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混乱的图书馆》的哲理小说中揭示了一种人生的悲剧：无数人在图书馆汗牛充栋的藏书中拼命寻找着能够指引自己的书，可奈何光阴有限，而藏书无限。所以许多人在图书馆里急急忙忙寻找了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渴望找到的那本书。博尔赫斯读了一辈子书，从书中感悟的是虚无和绝望。然而，他在文学上的独树一帜不是正好表明了他实际上是找到了影响自己的书吗？“他崇拜休谟、叔本华、庄子”——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告诉我们。（《弓手、箭和靶子》，《世界文学》1989年第1期。）

每一个读书人都会在求知的道路上找到几本对自己终身有益，常读常翻的书。就我而言，有两本书就给过我深远的、常读常新的教益。

一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在77、78级大学生中曾经十分流行。书中关于“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和“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错误的”的论述就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哲学家可以分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且唯物主义正确、唯心主义谬误的说法之外别辟了研究哲学的新思维，接触到这样的新思想后，我开始尝试在关于思想与文学的流行话题之外去以新的眼光探索新的话题。书中在哲学史上为诗人拜伦辟专章的写法和关于尼采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的论述也拓展了我对于哲学与文学的认识，使我开始注意文学家在思想史上的独特作用，并且琢磨在“文学与思想史”的关系研究上作些尝试。而全书那清晰、明快、生动的文风也启迪我思考如何将文学与思想的评论也写出灵动的文采来。这本书给了我多方面的启示。我记得当时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得此书的。读到激动时就想赶快买回此书。结果跑了几家书店，都买不到。于是希望书的主人转卖给我。书的主人不愿意。我只好下决心作详细的摘要。不久，就在活页纸上记下了112页（每页都是两面）的摘录。记完后粗粗一算，不知不觉中，已记下了十万字，约占那部七十万言巨著的七分之一。我常常翻看这本手抄的笔记，自己被自己感动着。几年后，该书重印，我仍然买了一套。每当我在我的书房里看到这套书，内心都会涌出一阵阵的感动：“谢谢您，罗素！”

还有一套是钱钟书的《管锥编》。我们这些知青出身的读书人，最大的遗憾是在求学的年代里不幸遭遇了“文革”，除了“小红书”以外，就是“帮八股”社论和鲁迅的书以及因为领袖的提倡才得以重新出版的《红楼梦》、《水浒传》占领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在那个年代里，对鲁迅和《红楼梦》、《水浒传》的阐释也是相当片面和教条的）。因此，渴望全面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我的一个情结。上大学以后，开始读些介绍古典文化的书，但似乎一直到《管锥编》问世，才使我在一般性的教材和普及读物之外，发现了一座学术的宫殿。《管锥编》还原了中国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将文论与哲思、史实与妙想熔于一炉，不在乎体系的建构，也不讲篇章结构，只是随意而谈，洒脱而从容。以笔记体去展示学术的精妙与深邃，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感受古今文心的同中之异，异中之通，从而感悟文心的伟大、人性的微妙。学问做到这个份上，才称得上是自由与精深吧。我尤其喜欢读书中那些关于人情世故的有趣议论，关于神秘文化的奇妙记载，关于政治玄机的深刻点化，关于文化意象的比较辨析，觉得这些不成体系的知识与思考正好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贴近丰富的人生、感悟玄妙的哲理、“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豁达情怀。中国学术有中国学术的特色。中国学术有中国学术的魅力。在现代以来学术规范大规模向西方学院派模式（其实，西方也是有自由、洒脱的学术传统的——例如尼采的著述）转移的背景下，《管锥编》这样的著作显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奇妙生命力。因此，我也尝试着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追求起知识性、趣味性、智慧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来，并尝试将文学评论与思想片断、文化史论、人生哲思融为一体。

时光如水。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远离了难忘的“1980年代”。但在那个年代里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尽管无论我们怎样发奋，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先天的不足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很难望“五四”那一代人的项背，已是无情的事实。这是命运的安排。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也因此而在关注、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政治、人生问题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目光，也正是我们的局限性与特长所在吧。我们杂乱无章的自学，海阔天空的遐想，都打上了我们独有的精神烙印。

应该有人来研究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读书史：从1960年代中学“毛著”到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到新时期以后的“文学热”、“哲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