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及后人根据孔子的言行整理出来的一本教人做人的小册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本小册子成了金科玉律，成了中华民族的群体行为指南，甚至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委实了不得。

“半部论语治天下”！真的是成也论语败也论语，这句对《论语》的美誉千百年来一直传递着一个天大的误解：孔子思想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统治甚至剥削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因为孔子及其学说一下子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帮凶，所以大量把自己划归被压迫阶级的文化人开始疯狂攻击诋毁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思想，把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一股脑全扣在孔子头上。殊不知，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中有一个词叫做“中庸”，明确主张极端是罪，明确反对过分坚持，包括孔子思想推崇的高贵品德和美好愿景。

《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向孔子请教：子张和子夏哪个行为更合乎礼呢？孔子说：子张呀，有点过了，子夏呢，又有点不到位。子贡问：那是不是说子张的表现要好一些？孔子答：做过了和没做到是一样的。子张在修习礼法参研古礼的时候，经常会有质疑，会提出不同的想法，会提出对古礼的修改建议，这让孔子很不爽，所以会经常要求子张循规蹈矩潜心研究不要胡思乱想；而子夏则完全不同，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子夏严格遵守古礼，饮食行走接人待物学习著作都力争合乎礼节，不敢有半点随意，这让孔子很着急，所以经常会要求子夏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勇于实践不怕犯错。在孔子一生推行礼法过程中，始终追求适可而止，规避过犹不及，而且因为所谓过和不及的标准是“礼”，而在不同时间地点环境下，“礼”的要求又是不同的，所以孔子主张的中庸其实是一种原则，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标尺，更不是无原则的折中或妥协。守礼而不过于拘泥于礼，就是中庸。

《论语·里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比也”。有据可查的“礼”，不论怎么随着时间地点变化，总是有据可查的，君子修行恰到好处的合乎礼节，虽然不易,下功夫依然可以达到，但“君子之于天下”，这就不是《周礼》可以说得清楚的了，君子修行到这个境界应该如何进退抉择，确实是一个问题。孔子说：“义之与比、无适无莫”！心里有仁义标准，不管天下事如何变化就都可以清楚的判断决策了，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就全力以赴，不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自然就要谨言慎行，切不可因为天下事涉及到自身利益、亲情友情，或者个人喜好就影响了自己的决策和判断力。

《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说话是要算数的，做事是要做到结果的，这是常识，是公德；但如果我们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该怎么办呢？知错就改，不可一意孤行，这也是常识，也是公德。所以如果不管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符合道义礼节，就死守着言必信行必果，那就是极端，极端是罪。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里提到的“义”是公德，是公共利益，其实就是仁，而不仅仅拘于礼节，所以君子行事若碰到合乎礼节却不符合道义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舍弃礼节而追求仁德。

“礼”是君子日常行为规范，“仁”是君子社会担当的评价标准，而“乐”则是孔子思想倡导的生命状态的最高境界，“从吾所好，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才是生命的最佳状态，君子盛世则进，逆世则隐，秉承“当仁不让以任劳，功成身退以让贤”的原则，进退自如，不纠结、不痛苦、不委屈，才是真正体会了“中庸之道”的精髓了。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处理一切关系的根本手段，但在历代学术研究和社会事务中，却被屡屡误读曲解，甚至形成系统理论误导民族行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策略就是极端，“焚书坑儒”的暴行就是极端，“割肉侍母”的孝是极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更是极端，极端就是不中庸，就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也是一种极端，只是这个极端是被后人自己读出来的。

                                                            2013年 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