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明恩溥：中国人的脸谱>（5）

                    ——对“淡薄时间观念”与“凡事不较真儿”的看法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脸谱》的第五、六两章可以说是揭中国人的“短”。这两章的标题分别是“淡薄的时间观念”、“凡事不较真儿”、（过去译本标题为“缺乏时间观念”、“忽视精确”）。与一、二、三、四章相比，这两章的文字没有不可捉摸说法或称赞的句子；而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较认定为欠缺,是揭中国人的短。但有的国人对揭短便生反感。但我认为这种反应与中文化中“君子自强不息”是不相吻合的。“自强不息”则应审视自己，克服短处，而不是回避，别人不说，自己便没有此短了。

     我认为这两种“短”均有，它与生产长期停留于人力劳动，生产水平低，且提高极其缓慢的经济相关，并非如肤色、基因所致。工业发展了，生产水平提高了，这些欠缺也多能自动消除。而且两种“习气”也非“绝对”是不好的`习气。

      一、关于时间观念

     “淡薄时间观念”是《中国人的脸谱》的第五章的标题，也是这章叙述中心。淡薄时间观念不能理解为懒惰。

     我家在偏远山沟里，十一岁开始下田做庄稼活时，就听到“起了三日早，能抵一日工”的说法。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把时间看得非常贵重，完全没以有懒惰的因素。明恩溥的书最初译成“缺乏时间观念”，后来译成“淡薄时间观念”。我认为这表达是实指没有准确的上班下班时间，不是无时间观念的懒！中国人是非常“勤快”[注]的，不懒。当然在农村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勤快。在靠近集镇的农村也有一定数量人有上茶馆的习惯，其勤快程度就打折点扣了，但上茶馆绝不误农事。

    当然这种“勤快”与现在的八点上班的准确不相同。因只是看太阳，所为“日出而是做，日入而息”。农业生产的“做”都是一些反复的同样动作，每一动做，均无时间与速度的限制。如锄草，只需用眼睛看着对着用力挖，而速度也不可能快。于是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看起来只能慢腾腾地做；而且由于生产周期长，每一步在完成程序的具时间均无严格要求。

     从记时工具看`，中国人很早便有日晷；东汉张衡，北宋的苏颂都曾制造有记时功能的工具，但少迫切生产需要的推动，后来没有新的记时工具产生。因为对于农业生产，一年有24节气参照，一天有太阳起山，正中，落山参照，便在时间问题上足以应付。

      这状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向前可以追溯至三千来年，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每一步程序无严格时间约束的生产活动的中浸泡了近三千年！

      荷兰人惠更斯于1656年（明朝万历年间）发明钟表，至清代已传入中国。但是，对于清代的中国人而言，是奢侈之物。于是，明恩溥见到的并写了清代中国人这种“淡薄的时间观念”。

     改革开放后，生产发展起来了，百姓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钟与手表不是奢侈之物了，而是生活工作必需之物。政府可没有向百姓进行克服“淡薄时间观念”的教育，可现在老百姓可不再“淡薄时间观念了”，而出现了“时间便是金钱”的说法。故可以说，现在的中国人不再淡薄时间观念。

        二、关于“不较真儿”（忽视精确）

     第六章“凡事不较真儿”（即过去译本的“忽视精确”）。这章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计量的标准竟然没能确切的说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较真”即“忽视精确”

     明恩溥说的情况存在确关存在。在通常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确有不叫对方姓名之事。如不喊父母或其他长辈的名字，甚至小孩长好大都不知母亲叫什么名字；因为叫长辈名字是不尊重的表现；而村里人喊妇女，多数只将其姓加上辈分，如张奶，李婶，妇女不在别人面前说自己丈夫的名字，而称“我家客”等等。因当时活动范围小，就是在那小村子里，不用实名叫出来大家都你知我知，这种不较真倒没有什么因不准确带来的坏处，还有按民族习惯表达尊重的作用。

     现在人们活动范围大了不称姓名，听说话的对方可不明白是说谁，于是交谈时说谈论之人的姓名是常事了。在外打工的人给自己父亲写信，信封上不会只写父亲大人收，而会在父亲二字前加上父亲名。

      现在农村人都有身份证，妇女有外出打工的也不少，相互交往都用名姓了。所以明恩溥关于交往过程中不说对方姓名，从而属“不较真”，或曰“忽视精确”，不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也基本不存在了。

    而文中所说，“中国满街都有制秤的人，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点点，买秤的人往往都有两种秤，一种是卖东西用的，另一种是用来买东西，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购买者自己来定。”我认为这情况也确实存在，是社会生产总体水平处于粗放状态的表现。这倒是绝对欠缺。

     在我国，虽然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却没有科学的统一不变的标准。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现的汉代尺，一尺长度只有现在的五寸多一点。1949年前，市面上重量有老秤、市秤，容积有老斗、老升；长度有老尺、新尺，还有公尺。于是“大斗进小斗出”的商人有之。在社会上也在存在对此的骂声；但都听之任之，觉得差不多就行。有些布店销售员卖布，甚至拿出两把尺，故意在顾客前亮一下，取最长的一根来量布来取得顾客心理上的认同。这种现象存在，为欺骗留了条路，非常不好。

      对这种“忽视精确”的揭批，应推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这篇讽刺小说了；该文现在用百度可以搜索到。

小 说中有句经典话：“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当然最精彩的还在该文后面一段。这一段说差不多先生得病了，叫家人去请医生，家人没请到东街人医汪大夫；急得没法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此时差不多先生说：“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

       最后段更精彩现抄于下：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话，方才绝气了。”

     有研究者说，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的创作受了明恩溥的《中国人素质》影响而写的辛辣的讽刺之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注意到计量的标准统一准确的重要性，用政府的权威对度量衡的统一标准做出了规定：启用了世界通用的公制。政府将计量器具制作定为特殊行业，由政府直接管。从那时起，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人进入克服“不较真”或说“忽视精确”的旅程。

     从自然科学技术角度，精确是其生命。在那里绝对不能“差不多”便了事。在社会生产及产品交换等方面由“忽视精确”转至注重精确，遵循统一标准，以至考虑与世界接轨，从而大步前进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改革开放，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工业生并及相应发展起的商品都需在准确的数据支持，看一眼，手拎一下觉得差不多是不行的。

     不过就社会科学，特别是人与人、国与国相互关系而言，就难以用绝对精确的描述与表达了。每一状态都存在一个可左可右的摆动空间；故只要不太出格，有个差不多，双方应在此基础上和谐相处。即`考虑人与人、人与集体、国与国相互关系时，都应有一定相互妥协空间；在此“空间”里实行“差不多”，即要`“忽视精确”、“不较真儿”。

     以上，便是我对明恩溥的《中国人的脸谱》的五、六两章的中心内容的看法`。

附注

[勤劳]：农村俗语，指把时间抓得紧，不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