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注意到上海市教委在今年1月9日发文《2014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推进幼儿园开展上海话教育体验活动试点”，并且采用专家编教材、以沪语童谣形式教课、尝试在幼儿园的课间游戏时间学习使用上海话等办法，试图通过从娃娃抓起来“拯救”上海话。从语言学的角度应该怎样看待这个举动呢？我毫不客气送出两句评价：第一，吃饱了撑的；第二，无知到了极点。

中国有些行政部门的存在就是悲剧，因为他们做不出任何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来。国家语委就是其中一个，不知道这个部门现在是否还存在不了。语言有社会性和约定俗成性这样的特点，不依个人意志而转移，更不会跟着行政命令跑。比如那个粗俗无比的“X丝”，就怎么禁都禁不了，就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在生存着。再比如前一段要“规范”像“NBA”这样的外语缩写词，可是它已经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进入了汉语，我们就听“美职蓝”说着有多别扭吧，而且那帮闲得无聊的人还会出来说这个简称不符合“规范”的。

方言的变化就是历史长河的一个部分。上海话所属的吴方言，上千年来是以苏州话为代表的，直到近几十年才将这个代表的标签贴在上海话上。越是这样的代表地区，就越是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人口流动多，而当地方言就有往简单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苏州方言有六个声调，而上海方言只有五个声调，如果跟方言发展的历史比较，吴方言应该是从中古汉语里“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各分阴阳形成的，一共有八个声调，而现在还保留八个声调的地方反而很少了，一般举例都用江苏的常熟和浙江的绍兴。在苏州话、上海话中一些声调合并了，这是人类语言进化的一个趋势。怎么办，难道鲁迅先生也应该让阿Q跳出来说，我们都得从幼儿园开始学“未庄话”，那才最正宗？

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语言学形成了一个描写语言学学派，他们本着结构主义的理念认真地描写语言的每一个细节。产生这样详细描写需求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大量的美国印第安语言在快速消亡，美国的语言学家们在试图拯救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尽一切努力描写和记录这些语言，希望能替它们的生存尽一份力。最后的结果呢？看看好莱坞大片《风语战士》吧，到了二战期间，六千多种印第安语言已经所剩无几，而且有些幸存的语言已经可以直接上战场当密码用了。

在方言的取舍上，语言学里的社会价值取向在起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面对几种方言，包括普通话在内，人们可以选择来说。这时，被认为社会价值高的方言就自然会受到追捧。曾经的中国工业和经济龙头老大的上海，它的方言自然是受到热捧的，社会价值极高，到了上海不会上海话是要吃白眼的。可是慢慢地随着上海成为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自全国全世界的精英们齐聚沪上，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决定了普通话更值钱了，得到追捧。按照我听到的故事，现在上海本地男人找老婆都很难了，都被这些外来的精英抢跑了。在这样的社会价值氛围中，谁还想说上海话呢？

最精彩的例子在深圳。特区成立的初期，大量内地人涌入寻找机会，他们是说普通话的。但是因为毗邻香港的原因，学会粤语会多出很多工作机会，所以有许多人在奋力学粤语，这样真正的老深圳会粤语的比例很高。到我2001年海归落户深圳的时候呢？深圳速度带来的经济奇迹已经造就了大量的内地富豪，普通话的价值理直气壮地超过了粤语，社会上通行的是普通话，粤语的使用只集中在服务性行业了，而且规模还在迅速缩小。所以我在深圳的九年，虽然一心想借机学会粤语，可是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在深圳听到的粤语，远远没有我经常出差路过的广州听到得多。

可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呢。现在再到深圳去，听听中学生们课间课后说的话，人家通行的是粤语！这是一种文化认同的价值体现出来了，他们要明确表示出来：我们是深圳人，我们是出生在深圳的，跟父辈移民过来打拼的命运是不一样的。而即使是他们的粤语，据行家说也是更接近香港口音，而不是接近粤语的代表广州话。

上海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是教委而不是语委跳出来做这样一个吃饱了撑的行政决定，教委还不够忙吗？中国教育落后了经济多少了呀？应该看到，方言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是不会依行政命令而改变的。我们煞有介事地抓了半天娃娃英语，结果是人人家家负担沉重不堪，效果看不到多少。现在这样抓娃娃沪语，会是一个更吃力不讨好的无知做法，因为面对两种或更多方言，孩子会说都不难，他们是在做取舍，而这个取舍是一个社会性的选择，“抓”不出名堂的。

意识到方言在消失，想要保护，绝对是文明进步的表现，跟那些强拆古迹的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如果试图靠着手中的行政权柄来干预人类语言进程的话，那就实在是太过于无知了。真正通过行政能做的，可以去依据现在的录音录像手段大量的整理和记录方言、整理保护大大小小的地方戏曲、开设方言博物馆甚至于去申遗。法国推行标准语大约用了三百年，考虑到现在的社会节奏、对冲掉中国人口基数和方言复杂性的因素，粗略地猜测一下有个三百年也就会是普通话的天下了。“人定胜天”的事情是抓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