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评论与附和中，我接触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应试教育扼杀学生创造力？请不要这样指责中国教育》（作者陈屹，我阅读到的来源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4-04/09/content_1409833.htm）。作者指出对于中国教育的种种指责，多来自于长期居住海外的华裔学者或家长，而这些人所理解和介绍的美国教育其代表性是有限的。在大声呼吁不要指责中国教育的同时，文章把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描写成为目前中国最能体现公平的教育制度。

我首先觉得“指责”一词用得不妥，与其叫做“指责”，还不如称之为“呐喊”！呐喊之下，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有些听起来会比较刺耳，进而被归结为“指责”。指责也好呐喊也好，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来自海外的群体？这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有了海外教育作为镜子才能对照看到中国教育的弊端与不足。没有这些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的教育靠什么来觉醒、来进步？

年轻时候的我，对于应试教育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带着几分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涩，我在没有考GRE和托福成绩不高的情况下，凭着几年第二语言教学经验、一本碰巧在国内正式出版的语言教材和那用惨不忍睹的英语写出的为什么我痛恨GRE和托福考试的陈述，申请了美国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学研究生专业排名最靠前的七所学校。就偏偏有这样的学校，应用语言学排名全美第一的UCLA，他们对于这些标准化考试持有同样的看法，录取了我。

在学校的一堂讨论课上，当时的题目是“如果给你改变自己国家英语教育的所有权力，你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因为专业的特点，班上有很大比例来自日、韩、台湾的同学，大家都是精心准备，提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建议和方法。轮到我了，我说了这样半句话：“所有的英语老师都站出来……”，我的下半句，很显然是那句老电影里的台词：“拉出去毙了”。可是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既没人能懂我的幽默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方案。话到嘴边，我改口为“你们都出去找别的工作吧！”

我为什么不能象亚洲其他同学那样找出自己国家英语教育的弊端，然后提出改进方法呢？因为我当时的心是死的，我不认为中国的英语教育有任何的希望。我是既不想“指责”，也不愿“呐喊”，我逃避。

我出国的年代是大家拼命往国外跑的年代，我们常常遭到诘问，为什么你们要往外跑？我们也常常反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量的海外学者要冲破层层阻挠选择回国？中国，中国教育，要拿出自己的吸引力来，才能另人才向往。如果试图为自己的固步自封去寻求托词，进而去压抑有时会有一点刺耳的“呐喊”，那么中国的教育只能走向无声的死亡。

海归生活了近十年的我能够看到中国方方面面的突飞猛进，却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教育方面的情况是在逆着时代的脚步而恶化。如此经济强大的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却没有同比跟上。在高校招生名额即将超过高中应届生数量的情况下，学生还在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许多学校、教师说的话，还跟三十年前我做学生的时候一模一样。如此毫无生机的教育，怎么能有一点点吸引力？于是，一方面带有先进背景的各类英语教学方法蜂拥进入中国，让许多父母在还没有搞懂母语和外语的教学区别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又多背上了一个英语的包袱。另一方面，现在中国人出国的主要动力变成了孩子的上学问题，出国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许多办移民的也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如此失去吸引力的教育，还不让人们呐喊几声吗？

陈屹的原文里有一段说得很好：“是的，一个能适应时代变革，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新模式的建立，需要靠所有掌握权力、掌握资源的人、靠所有能做出奉献和耕耘的人，凭良心、爱心，凭强烈的使命感，一步一步，群策群力，十年百年共同打造。”教育的改良需要权力和资源。我在美国上学时，做过系里新生录取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决定新生的录取，我的一票和系主任或是我的导师委员会主席的一票是平等的。我儿子刚刚进入美国小学的学前班，我现在是学校“英语学习者”委员会的票选主席，委员会监督州政府拨给这些“英语学习者”的教育专款的具体使用。我还在参选儿子学校的教育理事会，这个由校长、教师和学生父母组成的理事会要向学区申请经费、共同决定相关经费在学校的使用。我有我的专业背景，可以志愿奉献我的时间来参与教育、帮助教育。可是在中国的现行体制里，没有掌握权力和（或）资源的人们还能做什么？要么象那些一线教师一样，被一个没有视野的教育体系压迫着几十年如一日辛苦地工作，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还没有必要去学习了解先进的教学法。要么就象少不经事的我和现在已经消失在海内外忙于自己事业的许多人一样，不抱任何希望，漠不关心地逃避。再剩下，就是奋力呐喊的一族了。除了呐喊，我们还能做什么？

呐喊也好、指责也罢，总会发出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总会有一些人不愿意听到。这样的呐喊，正说明我们还对中国教育抱有期望，还希望能唤醒她。如果连这样的呐喊声也不愿意让我们发出，中国的教育，岂不是要变得更没有生命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