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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蛇的世界观里,是没有冬天的,严寒来临,也就一觉睡过去,年复一年,但人是恒温动物,不得不面对四季的变换。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之后,杜甫狂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不过大自然当然很死板,从不与人做交易,所以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后,“天下寒士”该怎样还是怎样,处境并没有变好。
唐朝时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之巅,国力毋庸置疑,但一生诗书的诗圣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又当如何?其实不止唐朝,就连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也在其词中提到“乍暧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可见冬日里的取暖问题,其实一直在古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人在寒冷环境下的处境,大致如上所述,现在我们来看看古人们应对冷冬的具体手段。
人们应对寒冷,无非三种手段,即着眼于添加衣物、适当运动和以火取暧,其中又以衣服和火比较靠谱儿的。古人们早在旧石器时期就已经学会了用火,以火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的手段,考古学家们甚至在“北京人”遗址发现了灶坑和被火烧过的土层。那个时代的人多是衣不蔽体,排除火灾的原因后,那就是他们烧火取暖的明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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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较以往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叫做“燎炉”的工具,是专门用来烧炭取暖的家伙事儿,甚至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很有了一些“自动化”的思想,在燎炉之上,多附上炭箕,以添炭或取燃着的炭,保火种不灭的同时,也方便取暖时取新炭加之。当然,这个时代的人取暖并不止烧火这一种方法,不过其它方法多半是平民所难以承受的。
中国古代的温度,并非一成不变,人们有史可考的就有好几次升温和降温的变化,如现在的武汉等地的温度要远高于春秋战国。甚至明清入中国传教的人在华中监测到了零下十八摄氏度的记录。这种温差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
春秋战国时,楚国降雨量很大,再加上温度低,于人而言便是严寒,人处在这种境地要是没招儿,冻死也是大有可能的。楚人御寒,多是通过饮食来补充,如吃一些养生的食物,或者干脆就架一个“火锅”——以鬲、陶或铜鼎为锅,其下以柴炭加温,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火锅一说的。在“火锅”里,再添进去一些如生姜、羊肉、狗肉之流的食材,再配上一壶烈酒,实在是保暖三件套一般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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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火而外,古人也懂得利用光能,如造房时使门面向南方,又或者在屋顶搞一层楼板或竹质的顶棚,不过这样做成效并不显著。到了秦朝,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在皇宫之内已经出现了诸如“壁炉”、“火墙”之流的措施,秦始皇就有专门的壁炉用来御寒,供于浴室和平常取暖所用。壁炉、火墙之流,其主要燃料为木炭,这其实也为一些打柴为生者提供了另外的谋生方式,奢侈是奢侈了一些,还算是值得原谅。使上了木炭,这防止烧炭中毒便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秦始皇虽然残暴,倒是惜命,这一点不用后人操心,壁炉和火墙的排烟口都是放在室外的。火墙的做法,就是用使筒瓦相扣以成管道状,然后埋在墙内——秦始皇实在霸气,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搞出了暖气的雏形。
汉武帝时期,皇宫内建立了一座温室,专门搞出来让皇帝在冬天居住,在这座温室殿内,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防寒比较高大上的大部分手段。皇帝要“日理万机”,这里既然是他在冬天里的居所,自然也要有些处理政事的“配置”,这就有些考验古人的才智了:皇帝在这里处理公文,你在旁边烧一堆炭,那感觉就像是鸡窝里冒出个鸭蛋一般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在这里,炭是经过了一些转换的。
《西京杂记》中有载,“温室殿以花椒和泥涂壁,壁面披挂锦绣,以香桂为主,设火齐云母屏风,有鸿羽帐,地上铺着西域毛毯”。以花椒涂壁,可算是非常奢华了,汉代时的花椒可不像当代这样“烂大街”,那个时候的花椒几乎可与金子等量交换,有时价格上下浮动,甚有过之——“椒房殿”三字千古流传,自然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骄傲。
贵族们从享受方式上来讲,可说是日新月异,但老百姓就跟不上他们的脚步了,有点条件的老百姓,或许可以在家里配置一个简单的炕,甚至在现代都是能够看得到的——而炕这种东西,其实“北京人”时代,就已经被人民创造出来了。
与人们居家御寒“硬件”配置的格局相同,外出御寒时的衣物就算是“软件”了,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一句,老百姓的软件,才是真的“软”。唐宋之前,棉花尚未闻世,世间还没有所谓的棉衣,老百姓外出时,保暖只能靠麻衣,效果奇差。贵族则与此不同,他们消费得起裘衣,多以羊羔皮、狐裘、貂皮等为制衣的原材料,保暖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棉花出现之后,老百姓在冬天里的处境好了一些,享受到了与贵族相去不远的保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