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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煮酒君
苏轼生于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祖籍四川眉山。苏东坡出生时,北宋正处于鼎盛时期,政通人和。苏轼父苏洵,虽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境却不算殷实,只能算是当时的中等水平。川此时,辣椒尚未传入中国,川菜仅具有鲜嫩肥腻的特点,尤以淡水鱼、猪肉的做法闻名。苏母程氏即精通川菜做法,对苏轼在美食一道上,有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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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秉性纯良,加之家学渊源,在苏洵的教导下,年纪轻轻就已是才华横溢,入京后一举考中进士,随即到陕西凤翔上任。这一年,凤翔大旱,苏轼即带领百姓抗旱,在旱情得到控制后,即宰羊煮汤与民同庆。
在宋代,羊肉是极为贵重的食材,是作为官员的俸禄发放。市面上甚至卖到九百钱一斤,苏轼此举,也算是穷奢极侈了。不过他当然没有太多的羊肉供应,只好退而求其次,代以羊肉汤了。在朝廷上,“羊肉”俸禄,从低到高有两只到二十只不等,当然也有人望“羊”兴叹,实是官位太低而已。物以稀为贵,羊肉稀少,自然受到人们的追捧。苏轼也不例外,甚至曾在诗中写道: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公元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染病,便告假休养。苏轼听从杭州孤山寺的禅师建议,每日饮浓茶,病不久后便痊愈。苏轼大奇,因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孤山寺内题下七绝一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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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7年,苏轼迁徐州知府,又碰上黄河泛滥,河堤决口。苏轼不顾自身安危,率领百姓奋战七十余日,终于战胜了水患。徐州百姓对苏轼感恩戴德,又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于是宰了猪、鸡等前来感谢。苏轼推辞不过,照单全收。随后,苏轼按照川菜的做法,将这些食材全部做成菜,回馈给徐州老乡。百姓们感谢苏轼的盛情,称这些菜为“回赠肉”,倒也名符其实。
公元1079年,苏轼累迁到湖州,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文与可的黑竹图,当即写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以纪念挚友。
不久,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不久被贬到湖北黄州,是为“团练副使”,即地方武装部长。苏轼做团练副使,俸禄微薄,入不敷出,遂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之上开荒,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人,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虽然生活不算顺心,他却依旧秉持着一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态度。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大言不惭”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哪里能看出半点挨贬的迹象?
黄州是苏轼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是他第一次仕途受阻后的落脚之地,自然也就寄托了他的一些苦闷,但苏轼无疑是个愈挫越勇的人,他似乎在这里完成了顿悟,或者说是蜕变。苏轼的变化表现出来,就在他的诗词、文章之上,黄州之后,苏轼的诗词更富豪迈之气,与他在黄州的客居大有关系。黄州的猪肉是非常便宜的,苏轼因此大饱口福,他就是在这里搞出了东坡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烧肉。
他甚至因此洋洋自得的写了一篇猪肉赋,《猪肉赋》:“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然,苏轼不会忘了他情有独钟的竹笋,他将竹笋与猪肉同煮,又是一顿饱餐。
山吃完了,苏轼形如打“水”的主意,黄州靠近长江,水利得天独厚,抓鱼更是方便。苏轼闲暇之时,也学着寻常渔夫的样子,披着蓑衣坐在江边垂钓,他甚至连河豚也不放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诗分别讲述了四种食材,即竹笋、肥鸭、野菜、河豚,四句话全不离个“吃”字……
苏轼虽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名句,但那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他其实不擅饮酒,曾自言“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虽不无夸张,但他的酒量确实不深。苏轼被贬至黄州后,这酒量却养了出来,“而今亦能饮三蕉叶矣”。
北宋元丰六年,时值晚秋,苏轼会同好友游于赤壁,在酒食尽兴之际,写下千古名篇《赤壁赋》,不久再游于赤壁,写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他在黄州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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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5年,苏轼就任登州知府,在此见识到大海和他垂涎已久的鲁菜,但未及细细品味,便被皇帝一纸宣召回朝,只留下《海市诗》传世,到底他见没见到海天交接的蜃楼奇景,后人不得而知。
回朝后,苏轼一跃而为礼部尚书,但由于他被变法派和保守派攻讦,只得明哲保身,于是上书请求外放,终于在各方的勾心斗角之下,前往杭州任知府。此时的北宋朝廷因变法和保守派,已经是一团乱麻,若非高太后常识,苏轼甚至无法抽身,能够脱离那个旋涡,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
到了杭州后,有感于西湖泛滥的问题,苏轼想办法清淤疏浚并修缮湖堤,是为“苏堤”。苏堤工程完善后,苏轼宴请参与修造苏堤的百姓,以红烧肉待之,终使东坡肉名闻天下。
两年后,苏轼被发配岭南的广东惠州,苏轼在此接触到了客家的饮食,“惠州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深厚。”很快,他便“喜新厌旧”了,他在这里耕种的蔬菜将熟时,赋诗道,“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我与何憎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