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传统道德教育，是把“义”和“利'分离开来甚至是对立起来，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甚至武断地界定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种情况下，私就是一种罪恶。所以我们的文化是极力摒弃私的。我们整天提倡为人民服务，学雷锋，讲奉献，可现实又如何呢？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物欲横流......

    因为我们的人性观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绝对不肯给私一席之地。而私实际上又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不因为你的忽视打击就不存在了。所以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做的说不得，说的做不得，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在中国，每个人几乎都是最好的演员。

    周国平认为：”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于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那么，利就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私是人性中客观的存在，肯定其合理性，既要看到二者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一致的一面。那么我们制定出来的制度，就可能既弘扬义，又照顾到利；既给利以适当的位置，又用一定的规范来加以约束。

    然而，一直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伪道德教育，并最终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把道德无限地巨人化。

    我们不断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这是反人性的，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便做到，也只是上演一幕幕的悲剧。比如，有的老师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而不顾自己孩子的病情，直至孩子失去了生命。难道你的几节课就那么重要吗？每当看到他们受到表彰的场景，我的心就会抽搐。而美国的法律，竟然规定亲人之间的包庇，根本构不成包庇罪，因为那是正常的人性。设想一下，一个连亲人都能出卖的人，他还能爱谁啊：法律绝不能触犯人性。

    二是把道德不断地侏儒化。

    比如说，上车让座、拾金不昧、尊老爱幼，这本来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去做的事情，是基本常识，而我们的社会却常常把这些行为宣传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久而久之，常识就被人们不知不觉地遗忘了。这种将常识盲目升华，从而造成真正的常识从我们的生活中蜕化了的宣传方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之中：大家都在呼唤道德英雄，希望所有的事都由这些英雄来做，自己却在躲避一个正常人应该尽的基本责任。由此看来，一个以单纯做好事来支撑自己的道德体系的社会，表面上是在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实际上是使每个人都在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使他们丧失履行自身道德义务的热情。

    我们的邻居日本就规定拾金不昧者必须接受失主的酬谢，如不接受，失主将无法领取丢失的财物。这样做，是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人的功利心，但在客观上没有降低公民行义的道德优越感。

    想起一个故事：

  据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自己垫钱把他先赎回来，待回到鲁国后到官府去报销。官府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孔子有个学生到国外去，恰好碰到有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于是，这个学生就掏钱把他赎回来。回国后，这个学生既没有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

    那个被赎回的人把情况讲给众人听，人们都称赞这个学生仗义，人格高尚。

    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

    孔子知道这件事，不但没有表扬这位学生，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怪他犯了一个有违社会大道的错误，是只为小义而不顾大道的行为。

    孔子指出：由于这个学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赎金而被人们称赞为品德高尚，那么其他人在国外看到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要对是否垫钱把他赎回来产生犹豫。因为垫钱把他赎回去官府报销，人们会说自己不仗义，不高尚；不去官府报销，自己的损失谁来弥补。于是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假装没看见。从客观上讲，这个学生的行为妨碍了更多在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被赎回来。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不愧为一代先贤，他能透过看似高尚的现象看到深远的负面影响，从一片叫好声中看到隐藏的危害。用犀利的眼光分清了“小义”与“大道”之间的差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