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的记者、编辑已经或者正在离开媒体。

索马里从杂志辞职、进入出版业前，就写过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稿。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她的报道风格紧密、克制，我们认为她是最后可能成为“著名记者”或者作家的人。

“要成为出版人，你必须放弃成为作家的野心。”

我带着轻松的心情翻开这篇文章，却看到这句话突然出现。这让我震惊又难过——看上去，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是最艰难的。我想到了《哈利·波特》最后一部里，哈利去禁林赴死的一幕。

哈利从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知道了自己的命运：那道伤疤是伏地魔最后的魂器，为了消灭这个魂器，他必须被伏地魔杀死。他走出去，赫敏和罗恩过来拥抱他，赫敏哭着阻止他去禁林，但他还是去了禁林，让伏地魔亲手将他杀死。结局你已经知道了，哈利没有死，他在“最后的时刻”，吞下了复活石——他死了一会儿，然后他活了过来。

索马里从来没看过原著或是电影，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到了这一幕。但是，她承认那种感受是共通的。

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你，它可能有助于你更了解现在的出版业。索马里没有提起过多的媒体经历，更多的是分享了出版业对她的塑造和启发。“编辑的内在生命时间总是无可避免被作品改变。与此同时，作品本身，也在竭力向你的经验索要——更多的理解。”

总之，我觉得她找到了自己的那块复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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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leave，those who stay

撰文：索马里 图片：湄公河畔

我还记得自己决定离开新闻业的瞬间。在西双版纳，几乎是当地环境天敌的橡胶树和香蕉树牢固地占据了所有的平地和斜坡。摄影师和我从山上拜访一位作家回城。路上不时有穿金黄僧袍的傣族少年欢快地从寺庙走回他们的村子里享受假期。高海拔地区的灰尘似乎都更安静一些，后座的我就陷在默片式的颓唐里。

之前四天，我平均每天花三个小时质问那位作家，想让他最终承认自己“晚期作品”的全然失败。作者用充满防备的热情接待了我。我们从文艺理论聊到“形而上”聊到他身体里的癌症，甚至还有对前妻的敌意，但是他还是没有面对自己萎缩的语言和叙事。

旅馆的庄经理和司机来山上接我们。路过一个村口的水果摊，我下去买了些甜瓜给众人解渴。又另外买了一袋给司机在版纳当地的“小老婆”和小儿子，他还有一个老婆留在缅甸，如果不是边境的古木生意难做他也不会回版纳做司机。 四个人在马路边上吃着甜瓜，庄经理指着远处的村庄说：贩毒的有好几个，很多地方都是全村一起贩，他妈的。

我们擦擦嘴，赶完剩下的路。

在后来并不连贯的回忆里，我明确记得自己是在那一天放弃了对交谈的英雄式的幻想的。尽管，并非是毫发无伤地离开了媒体业。

我崇敬的出版人、兰登书屋的贾森·爱泼斯坦说：要成为出版人，你必须放弃成为作家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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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出版业不久，我就在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的传记（Penguin Special）里，读到王尔德不喜欢在出版合同中被称作“作者”，而是坚定要求使用“诗人”，就对出版界和作者这种天然、自然不对等的关系心有戚戚。 王尔德不喜欢艾伦的舅舅约翰·莱恩（鲍德莱·海德出版社的创始人）和他的下属马修斯，就在《真诚最要紧》中的男仆分别取名叫莱恩和马修斯，好让他的出版人领会自己的卑贱地位。

但艾伦·莱恩毕竟代表了出版业的黄金年代，《每日先驱报》说他对英国的贡献比萧伯纳、H.G.威尔斯都大，因为他“影响了英国人的品位、思想、知识、也许还有性格”。他发誓要让一本书可以和一包香烟一样只售六便士，但背后是他一生都没有（或者懒得）高调承认的左翼立场——“许多人对人民低下的知识水平感到绝望。然而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存在庞大的需要廉价而智慧的图书的读者群。我们愿意赌上我们的一切。”

但尽管有（在当时）如此激进的阅读主张，艾伦·莱恩所享受的出版人的工作方式仍然是“绅士式的”的，那意味着冗长的、必有豪饮的工作午餐会。无论战局多么困窘，企鹅出版社的几个领导者都会顽固不变地在伦敦的巴塞罗那餐厅抽雪茄，吃果仁糖，讨论书稿——他们会把自己喜欢的书稿放在最底下，因为他们认为酒喝得越多，越容易作出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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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在读了赫塔·米勒回忆她的祖父的一段文字，才对那个“昨日的世界”投以迟来的敬意。女作家对《巴黎评论》回忆自己的祖父在一战中被加拿大军队雇佣作战，一同参战的还有祖父的那匹马。后来，祖父回到那个罗马尼亚的小村庄，温顺地做回农民。又后来，祖父收到一份报告，上面详细地解释了他的那匹马是在何时何地于哪场战役中死亡的。

赫塔·米勒一贯尖刻地评价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时代的很多人可都是没有死亡证明的，何况是一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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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所致力于变革的英国出版业，客观上帮助工党赢得了1945年的大选。抗战的默契让左右两派政党都相信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角色，而社会应该被当做一个有机体来看待。战后英国的重建明显带着一种崭新而颇鼓舞人的信念。“如果我们建立一套价值体系，不完全注重物质，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精神，我们就能在伟大建筑中夺得一席之地。”——连著名城市规划师拉尔夫·塔布斯（Ralph Tubbs）在《英国的建筑》一书中都如是宣称。

1950年，萧伯纳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51年，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经济国有化的工党政府也下台。对于莱恩而言，他一生中最有力的变革已经完成：企鹅旗下已经出版有企鹅丛书、塘鹅丛书、企鹅特辑、企鹅建筑系列、还有《企鹅新文学》等。而1960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受审也即将直接导致《淫秽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下诉讼的减少，而欧洲的出版业也从冷静、拘谨的五十年代，进入更为宽容、活跃，然而也更让人费解的六十年代。

那一代出版人几乎都是靠着直觉来行事，尽管两次世界大战让“绅士出版人”的生存空间荡然无存，但他们的行事风格和魄力几乎都带有今天的职业出版人难有的天真。企鹅的塘鹅丛书不仅让普通英国人知道为何参战、以及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多么愚蠢自负，还让他们对苏联和地平线上的新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莱恩一生的工作伙伴W.E.威廉姆斯在决定出版塘鹅丛书时，也说“如果这世界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应有了解世界的途径的话，那们这类出版物正是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

除了重视曾被势利的精英文化排除在外的男男女女之外，企鹅甚至还为海外的英国战俘们提供图书。二战中，英国成立了战俘图书服务部，允许出版商通过红十字会向战俘们“出口”图书，当然官方会对内容进行审查，确保图书中间不会出现码头、机场、潮汐图之类的敏感话题。1943年，面向战俘亲属的《战俘》杂志（Prisoner）宣布杂志可以代战犯个人订购企鹅的图书，其中还包含一本介绍英国军人在一战中如何逃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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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莱恩是最后的将绅士精神、时代精神和出版商的势利精明结合得如此成功的出版人。而在大西洋彼岸，擅长“胸脯销售”（breastseller）的美国出版业正要告别自己的黄金时代。麦克斯·珀金斯（Maxwell Perkins）那样谦恭、大胆、不计后果的文学编辑已经快要随着出版托拉斯的兼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正因为此，当我在莱恩的传记里读到他揶揄贾森·爱泼斯坦的轶事，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历史证明，这两个出版人之间具有的共性远超过英美出版界在封面装帧和题材方面的风格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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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还在双日出版社工作的贾森·爱泼斯坦就发明了“高级平装本”的概念。1960年的一天，莱恩回到家，发现爱泼斯坦和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爱泼斯坦已经离开了双日，他们飞到英国来和莱恩商量同企鹅出版社合作的事务。他们的来访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虽然爱泼斯坦认为莱恩是“一个好出版商，尽管他很狡诈，却不失友善”，莱恩则认为他们是“聪明的傻瓜”并把他们打发走了。

那天晚上，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从纽约给爱泼斯坦打电话，告诉他“为莱恩提供贷款的银行家是不会让卖掉企鹅美国公司的，就像女王不会让菲力普亲王卖掉加拿大一样”，同时他还邀爱泼斯坦去兰登书屋工作。致命的巧合，却在极大程度上延迟了欧美出版史的黯淡趋势。

兰登书屋后面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在接连被卖给纽豪斯的先进出版社（Advance Publications）和贝塔斯曼集团之后，这家出版社逐渐盘踞着一群精于会计报表的职业经理人们。尽管贝内特·瑟夫和阿尔弗雷德·克诺夫都说：“兰登最后考虑的事情应该是挣钱”，但当安德烈·希夫林带着万神殿（Pantheon）出版社的骨干们于1990年代初出走时，兰登出版社傲慢的CEO已然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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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的）骸骨先用树叶包裹，然后再用布。’他告诉她，‘之后在他们身上放置石块，最后石块会穿过肋骨掉入胸腔。’尸体掩埋多年之后，土壤表层会有细微的移位。然后那块石头掉入肉身腐败后留下的空隙，仿佛象征灵魂的逝去。”

看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这是我转行做出版编辑的第三天。上司扔给我一本翁达杰的《安尼尔的鬼魂》（Anil’s Ghost）的译本让我校对。我在作家陶立夏翻译的翁达杰的这个句子面前踟蹰，好像听到了那石块掉入胸腔的声音。

出版编辑的工作也不再有记者的工作场景中漫长的礼貌嘈杂、对方的防备和虚应。尤其在外国文学领域，作者置身在他（她）的文字中；优秀的译者会不动声色、又毫不妥协地在陌生的语言里打捞中文的对等物（而非替代物）；编辑的角色在于衡量、评价两者那或重叠、或遽然分叉的身影。真像一个遍布镜子的房间，两种语言，尖锐且无穷地彼此映照着。

“He is alert , well-groomed, debonair.” 我们的一位译者将最后两句翻译为“打扮得山清水秀”——这种时刻，编辑总像个唐突的闯入者，幸福地瞥见一个人最玩世不恭的语言习惯。

我在上海的工作节奏逐渐慢得像一条鱼，与此同时，北京的朋友们正奋力将一间有十余年历史的民营书店注入新的节奏。 他们试图用“不同于胡适、梁启超的口吻”说话，但似乎又对 Buzzfeed 那种快速的、以周为迭代周期的语言失去控制权。

我们这代人还没有能力判定哪些技术最终只是一种，一种对“人”的消解和干扰。

这个时候，我总想起纳博科夫说：“神奇的是，我们其实无法阅读，我们只是在不断地重读。”纳博科夫甚至激进地认为人一生只需要读五、六本书就够了。

出版编辑的一个义务就是重读，重读那些原稿、译稿，此间的时刻充满延宕、折返，兼有语言突围的快感。编辑的内在生命时间总是无可避免被作品改变。与此同时，作品本身，也在竭力向你的经验索要——更多的理解。若是幸运，一个人还是能得以瞥见“昨日的”出版界的光晕。

在那个昨日的世界里，一匹马的生命自有尊严；一个精明势利的出版商甚至也要关心战俘的阅读时光，以及大战后自己的民族如何不失掉“精神”的问题。而加斯东·伽利玛可以在普鲁斯特的尸体隔壁，严肃向让·科克多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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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书屋的总编辑丹尼尔·梅纳克记得，贾森·爱泼斯坦曾经告诉过他，“对任何一本书的成败作出预测都是不可能的……不要犯任何错误——这是赌博。”这个“赌博”并不是爱泼斯坦日后愤愤讨伐的那种赌博——职业经理人们向名噪一时的明星掷出巨额支票，为了一时的blockbuster（轰动）而赌博，这种赌博直接导致各大出版集团的常销书（backlist）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一。

爱泼斯坦说的“赌博”的语境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出版都被看做一个收支刚好平衡的行业。图书俱乐部或者发行平装本会让书的销量增加，自然产生了利润。 非小说类书籍如此，文学作品更是如此。无论是新观念还是新作家，都需要时间才能被人接受，有时候可能还要过上几年才会出现相当规模的读者群，这时候前期的付出才得到了回报。

但亚马逊鼓噪的“阅读民主化”加速了后一种“赌博”。和苹果公司相反，亚马逊坚信读者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除了要取消出版界的“守门人”角色之外，还要取消掉那些“tastemaker”——也就是编辑本身。结果是，一本书价格中的50%——60%最后流向了亚马逊和其他的销售商，只有10%-15%用于销售、仓储和货运（亚马逊的革命致力于消除这些落后的发行方式），只有剩下的25%左右用来支付编辑费用、生产、宣传和作者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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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早就把这种“毫无谈判余地的”技术革命比作一场地震。即使体量大如兰登企鹅、阿歇特的出版商们也无不一脚踩在崩裂中的过去，一脚踩在新技术并没有明确许诺的未来上。中国的出版界，无不是欣喜、焦虑于西方出版界的一举一动，1960年代之后社会启蒙运动的余晖刚刚迟迟照来，转头似乎已经是公众阅读耐心的迟暮。

所以，看到企鹅曾经如何缔造了一个新世界的我们，难免痛惜于爱泼斯坦的哀叹：古登堡的印刷术维持了欧洲的多样性，而新的电子出版为何却在取消出版的多样性？也因此，当《五十度灰》仍旧在刷新全球销量的新高时，我陷入一种低落的假设：要是1965年，安德烈·希夫林小小的万神殿出版社没有不计成本、将福柯的《疯癫史》改名为《疯癫与文明》在美国翻译出版，那今日的世界会有多无趣和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