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干校 

                                                                                                                                                    兮 杉

1972年夏秋之交，干校忽然宣布要往河北省分配一批干部，在宣布的名单里，有妈妈的名字，她被分到X市。

听到这个消息，最着急的是我的外婆。外婆打听到X市是河北省的一个小城市，那里的主要食物是棒子面和高粱米。外婆心急如焚，因为妈妈有胃病，且我家是南方人，妈妈从小吃惯了大米，当年在北京都不适应，何况要调到整天吃粗粮的地方。为此，外婆从上海给干校领导发来了加急电报，请求干校考虑妈妈的具体情况。

接到电报，领导找妈妈谈话。妈妈表示，外婆发电报的事她并不知道，她又一次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但妈妈还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她去X市，把我先留在干校。妈妈对我说，那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她得先去看看，再决定我的去向。

9月份，计委干校的第一批干部离开襄北奔赴河北省。10月份，妈妈给我来信，说计委通知她：已和X市协商好，让我到那里进厂当工人。后勤连的领导也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我。

在此之前，三线工厂已经两次到干校招工。剩下的这些青年，大多因为父母的问题没人要。看着那些根红苗正的青年一批批走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那里？现在，有了一个当工人的机会，我还是挺高兴的。

10月，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此时，我的好友小M正在北京探亲，小J正在上海探亲。本来我已和小J约好，先去上海看外婆，找小J玩儿，然后再去X市。但妈妈来信，希望我尽快去工作单位报到。恰好有几位干部要回北京，干校就让我跟随他们一起走。

我在匆忙中告别了干校，这一别距今恰好四十年。直到去年，我在新浪开博，才和当年干校的几位小青年联系上。有几位校友曾询问我离开干校时的情况，zhangli0488也曾在电话里问过我的这段“历史”。我告诉他，我离开干校后写过一篇小文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篇小文跟随我四十年居然没丢，等写到这段的时候，我会把它晒出来。但真写到这儿了，又觉得要把它拿出来给众人看，让我感到汗颜。在我这篇十九岁时写的文章里，满是迷茫、幼稚和脆弱。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长独立生活的经历，也是我第一篇为自己写的文章，同时也是那个年代社会的真实写照。白纸黑字的记录，连粉饰的余地都没有，我干脆把它原封不动照搬在这里。按照我写博文的习惯，原文中的地名、人名在此用英文字母代替，文中括号内的加粗字体是我作为说明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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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活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我接到当工人的通知，高兴极了。我向往着新的战斗岗位，向往着今后的独立生活，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襄北，告别了同学，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吝啬的“主人”只给买了到X市的车票，但由于我的户口还未迁出，所以还是给开了去故乡的介绍信。

先走了一个多月的母亲在X市车站接我，当她听到车票只给买到X市时，怒了，因为这并不是钱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母亲领着我去买北行的车票，售票口坐着一个象是纠察一类的男人，傲然地以临时代办的身份自居。他脸上带着装腔作势的严肃，看完介绍信后便往抽屉里一扔。

“请你把介绍信还给我们。”母亲忙说。

“不行！”

“住招待所还要用呢。”

“那你就拿走吧！”

“啪”的一声，介绍信被扔了出来。我们拾起介绍信忙问：

“票呢？”

“不给你办理！”

我们呆住了，还有什么可说呢？愤怒、委屈一起涌了上来，我哭了。

母亲终究老练得多，她请另一位服务员把票买来了，但介绍信仍被那个男人扣下了。

我又坐上了北去的列车，车窗外的景象仍和三年前经过时差不多。深秋的田野飞快地闪过，道边的白杨一株株被呼啸的列车抛到了后面，但我还是觉得车开得太慢，多想快些见到“阔别”三年的故乡！

故乡雨雾蒙蒙地迎接了我。尽管天已黑了，火车站外又冷又湿，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和激动。时间并不太晚，大概因为下雨，街上行人很稀少。我很快找到不知在那里站过多少次的汽车站，我向站牌走去，想看看行车路线有没有改变。忽然，黑暗中有一个男声冲着我说：“你他妈看什么？现在没车了！”我这才发现站牌下正有一对情人在谈爱。尽管我知道现在离末班车的时间还早，但我不想惹事，转身向下一站走去。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外乡人，同时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耻。

终于，公共汽车载着我到达了目的地。这儿，就是养育了我十六年的故乡。茂密的紫丁香花丛边，是我幼时玩耍的地方；那在夜色中寂静无声的灰色楼房，是使我受到启蒙教育的小学校园；前面闪着灯光的三层楼房，曾经是我的家；我站在雨夜中默默地望着，兴奋地小声说：“故乡，我回来啦！”

由于介绍信被扣了，我只好去找母亲的一位同事领我去机关招待所。招待所的服务员，是一些未下放的干部，由于有种种硬气的理由，被留了下来；我被领向一个四十开外，修饰过度的女人。

“这是XXX的女儿，到这儿迁户口，在招待所住几天。”母亲的同事向她介绍说。

“XXX？”她用疑问的口气重复了一遍。“不认识，没有介绍信不好办。”

“这样吧，”母亲的同事说，“先让她住下，手续明天我给办。”

总算有了住处，一天的疲劳涌了上来，我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早晨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就第一次独自一人去办大事——迁户口。我轻松地走进派出所，认为一切马上就可以办妥了。一位女民警翻出了登记本，冷冷地看了看我，很快填完了迁出证，递给我。我发现其中有一项没填（家庭出身）。当我提出要求让她填上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管。”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父亲是右派），但我不想求她，转身走了出去。我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着，我想着那空着一格的户口迁出证，我想着来时母亲专为此事的叮嘱，我想着许多往事，我感到无依无靠，我哭了。

回到招待所，正好接到母亲的来信，信上说让我先不要迁户口，因为那边工作根本没有给我安排，母亲让我去问经办人。我扔了信就往机关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你刚一去，就想当正式工，要求未免太高了吧？有个临时工干干就不错了。”一股怒火从我胸中涌了上来，原来是这么回事！走前他们的许诺全是谎言！我这才发现自己受了骗。怎么办？户口不明不白地迁出了，工作没有着落。我回想着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脑子里充满了问号，我哭了。

在母亲的努力下，户口迁出证上的空格终于被填上了（正巧YW叔叔在北京探亲，妈妈托他去找了派出所），但工作呢……

故乡的天气也一反常态，本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却总是阴沉沉的，间或落几滴雨，来时愉快的心情全被搅散了。精神上的压力和这阴冷潮湿的空气一样，紧紧纠缠着我，使我越发感到寒冷。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母亲身边的温暖。于是，我抛弃了来时的计划，决定启程了。

临行的早晨，下着细雨，妹妹和一个朋友把我送上了车。我茫然地注视着车窗上的雨珠，感到它和泪珠多么相似。我默默地倾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觉得这多么像是小声的抽泣。噢，我明白了，故乡，你是在哭着为我送行。我难过极了，但眼泪却已流干了，再也没有了。

列车开动了，拉着我走上了生活的路。

别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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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72年10月，我在那个细雨濛濛的早晨离开了北京。

几天前，我还是一个北京人。几天以后，我已变为一个小城市的无业青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这从未有过独立生活经验的19岁青年弄懵了。在那个年代，我们是绝对相信组织的。万万没有想到，组织却不能让我绝对相信。

我怀着沮丧灰暗的心情回到X市。妈妈劝慰我说，事已至此生气后悔都没用，让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她慢慢再想办法。

我们在X市举目无亲，计委出来的干部也不知道办事需要拉关系，请客送礼，妈妈只好一次次去地区劳动局找负责人商谈。刚开始，那负责人冷冷地打官腔。去得次数多了，负责人的态度有所转变。最后一次去，妈妈说：“你也是有子女的人。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为了到这里工作，把户口从北京迁出了，到这里却没有工作，你是什么心情？”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妈妈的一席话感动了“上帝”。负责人说，他手里还有一个机动指标，让妈妈自己找接收单位。妈妈找了一起调去X市的LJ叔叔，为我选择了远离X市，但设备和技术力量是当地最好的一机部直属大厂——C厂。

拿到调令的当天中午，妈妈急匆匆赶回家，要带我去C厂报道。那天是周五，我不理解，当天报到，第二天周六就得回家，何不干脆下周一去报到呢？妈妈不和我解释，毫不犹豫带我走了。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情，妈妈说她当时无法和我解释。我说：“你不用解释了，我早明白了, 某某某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是怕又有变故。”

1972年11月下旬，在妈妈的努力下，在同去的计委干部的帮助下，我终于成为一名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进厂后，我悄悄写下《走向生活》这篇小文，把它藏在箱子里，纪念我这段难忘的经历。

……

1972 年离开北京，我已成为一个外地人。在外地漂泊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的故乡。

1980年，命运给了我一次幸运的转机——我的工作单位迁回北京！

1980年春节前，还是同样的车次，还是同样的夜晚，我再次走出北京站。听着熟悉的京腔京韵，找到熟悉的公交车站……公交车驶上车流如织的长安街，望着华灯初上的天安门广场，望着车窗外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我在心里默默呼喊：

北京，我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