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至22日凌晨，北京下了暴雨，据官方统计，遇难者为77人。在凶猛无情的暴雨面前，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营救、帮助那些受困群众。他们的行动再一次向公众显示：在突发的灾害面前，正是这些平民百姓真正代表了这座城市的良心。

我想起2003年北京爆发的那场“非典”……

我经历的“非典”时期

兮 杉

2003年4月20日，星期天。这天下午，我和女儿正在西单逛街，老公忽然打来电话，他一反好好先生的“光辉”形象，严厉地命令我们立即回家，说新闻广播里已发布了非典流行的消息。

在此之前，有关非典的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市民已开始抢购板蓝根、消毒水、抗生素等药品。

    2003年4月20日下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如实介绍了非典疫情的最新动态，非典疫情已在北京流行的消息终于得到官方证实。

非典，这个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肺部感染病症，这个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和治疗方法且来势凶猛的传染性疾病，在市民心里引起极度恐慌。从4月21日开始，全国每天公布一次非典新增病例与疑似病例的报告。北京连续十几天每天新增90至100个确诊非典病例。4月29日，新增非典确诊病例数达到峰值，为152例!

为了避免非典病毒的传播，很多单位都宣布放假。领导要求大家尽可能不要外出，发现疫情一定要及时汇报。各单位门口都加强了警卫力量，严防人员流动。

我们一家三口难得地整天聚集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不久，接到我所在的“小单位”Leader电话：“大单位”的保卫处警卫力量不够，下达任务给我们的上级“中单位”，让“中单位”派出三个人支援警卫。“中单位”毅然把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小单位”。我们“小单位”的Leader（正职）又毅然把选派这三个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很不幸，我任副职）。

非典是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染的呼吸道传染病，在大门口执勤，感染病毒的概率必然很高。派谁去都让我无法张口。斟酌再三，我给四位同事打了电话，有三位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感谢我的兄弟们！虽然他们并没有向我提及报酬，但我还是在权力范围之内给了他们最高的承诺。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愧对他们，因为，人的生命不能用金钱来购买。

紧接着，“中单位”出现了非典病人。一位身体强壮，多才多艺的实验员，感染了非典病毒。在恐慌中，他隐瞒了病情，为了怕传给家人，他搬到实验室居住。直到病情恶化，接连几日高烧不退，“中单位”才强制把他送进医院。同时发现，他的妻子也被感染了；为了避免疫病传播，那间实验室的门窗被迅速用密集的板条封死。

第二天上午，Leader给我打电话：北京市防疫站要来那间实验室消毒，让我赶紧找几个人，带上工具，配合防疫站开门。我急忙找了两位男同事，让库管找了几件工作服、口罩、手套，向那实验室走去。Leader已经等在那里，我们穿戴上简单的防护用品，在那里等待防疫站人员到来。大院里人来人往，我们奇怪的装束很快受到注意，人们在问明原因后，纷纷退避三舍。

防疫站的车来了，我的一位同事开始撬门，我在旁边帮他递工具，扶板条。非典病人在这间实验室里住了好几天，密闭的室内空气中一定有非典病毒。那位同事知道很危险，让我离开。但我知道，无论从良心还是从责任上讲，我都应该和他站在一起。

门撬开了，一股湿冷的潮气扑面而来，由于窗户全部封死，偌大的实验室里阴森森的，看上去像另外一个世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的宇航员一样连体密封的服装，背着药箱进去了。我们避开一段距离，坐在马路边享受春日明媚的阳光，聊着非典，聊着不幸感染非典的那位实验员……好像从来没有感觉到生命如此宝贵！实际上，几天以后那位实验员就死了。他的妻子知道他的死讯，在医院里跳了楼……

喷洒药水的工作人员出来了，我们迅速上前把门重新牢固地封死，然后各自回家。大院里的消息传播迅速，我一路走，一路看见熟人，有人关切地询问，也有人老远看见我走来，立刻改变运动轨迹，绕一个大弧线，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我。

我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任务完成，俺正往家走呢。你们打开大门，腾清大门通往洗澡间的道路，门口给俺扔个塑料袋（装身上的衣服，准备消毒）。我走进家门，嚷嚷着：“别碰我！离我远点！”一头扎进浴室，使劲冲洗。

几日以后，我们几位开实验室门的同事都无发病症状，算是过了这一关。

Leader又给我打电话：兮杉，咱们支援警卫的三个同志表现很好，受到保卫处的表扬。“大单位”又派给“中单位”几个支援保卫处的名额，“中单位 ”还是让咱们出人，你再找几个人吧。

我：Leader，我觉得不公平啊，“大单位”几千名职工，机关里那么多坐办公室的，他们也该去几个人吧？

Leader ：他们……有事儿……

我：有什么事啊？除了几个值班的，都在家歇着呢。在危险时刻，党员干部不应该冲在前头吗？

Leader ：……

我：就算是派给“中单位 ”的，也不该我们出。我们三十多人的“小单位”上次就出了三个人。“中单位”上次一个也没出。“中单位”有小二百人，怎么算也不该再让我们出人了。

Leader ：……

我：Leader，非典，现在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站在大门口执勤整天与人和灰尘接触，很容易被传染上。人都只有一条命，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的命都一样宝贵！只让我们出人不公平，我没法再和弟兄们张口。非要派人那我去！

Leader ：我考虑考虑吧……

我的“犯上”精神起了作用，Leader终于鼓足勇气向“中单位 ”领导提出意见。意见合情合理，不容置疑，“中单位 ”另外派人了。后来才知道，这次非典期间保卫处增加的警力全部来自“中单位 ”（其中一多半是我们“小单位”的人），如果没有我的抗议，“中单位”领导将把这“光荣而艰巨”任务全都派给我们“小单位 ”。

在全市人民的合力抗击下，非典疫情开始小幅回落，单位开始上班。我们的工作性质，接触人员较多，上班后，除了严格采取通风，喷洒消毒药水等防范措施，还多了一项工作，每天量体温并上报。各项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发现新的疫情。

    上班不久的某日，我去“中单位 ”有事，遇见别的单位同事，寒暄中她问我，“你们的名单上报了吗？”“什么名单？”我不解地问。我这才知道，“中单位 ”联系到一批据说可以预防非典的针剂，前天通知下属各“小单位 ”今天务必把名单报上来，准备注射。然而，这项通知竟然没有到达我这里。我忍住气，悄悄叫出一位办公室人员，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为难地说：“您知道，我就是个具体办事的……”“我不为难你，我只问你一句，你们有没有打预防针这回事？”“有。”

为了说清这件事，我先在这里解释一下：我们“小单位 ”的前身也是个“中单位 ”，前任领导因犯错误被免职，曾经的“中单位 ”从七十多人精简为三十多人，挂靠在现在的“中单位 ”。我们的Leader是“中单位 ”派过来兼职的“党代表”，他的真正编制不在这儿。这下，读者应该明白，我们“小单位 ”的地位为何总像童养媳了。

我强忍怒火，走出办公楼，拨通了Leader的电话：

我：Leader，你知道打预防针这件事吗？

Leader：不知道啊。

我：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们单位没登记吗？

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Leader：也许他们忘通知了。

我（怒不可遏）：你不用帮他们推卸责任。忘通知了？保卫处要人的时候他们怎么没忘了我们呢？送死的时候首先想起我们，打预防针的时候他们冲上前去，把我们忘了？！我告诉你，这决不是忘了！！！

Leader：你先别急，我去找他们。

Leader立刻找了“中单位 ”的最高领导，随后通知我，马上把本单位适合打预防针的人员名单报上去。

至于他和领导的谈话内容，他和我说得比较模糊，毕竟，他要维护领导的形象。Leader说，他和领导讲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该把我们排除在外。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把我们“小单位 ”排除在打预防针的人员之外，Leader没能明确告诉我，他只是说，领导说他不清楚这件事，也许是底下具体办事人员干的……Leader要求我，无论如何不要把这件事背后的故事告诉“小单位 ”的人员。

打预防针的名单很快报上去了，不知是何原因，最终并没有通知我们打预防针。后来才知道，所谓预防针实际是“胸腺肽”，是用来治疗非典病人的药物，有很多副作用；我遵守诺言，没有把打预防针背后的故事告诉“小单位 ”的人。

2003年5月29日，北京首次迎来非典病例“零”纪录——没有新收治的非典确诊病例。北京市防治非典的战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2003年6月2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三个零：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为零，疑似转确诊病例为零，死亡人数为零。

2003年6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到中国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和天津市的旅游警告。24日，又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各单位召开大会，庆祝抗击非典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小单位 ”的领导会议上，Leader说上级给了我们单位三个抗击非典先进的名额（Leader是先进，但名额在别的单位），Leader提议把这三个名额给了那三个支援保卫处的同事，我们全体一致通过。会上，有同事提出：“抗击非典先进的名单里应该有兮杉。”我淡然一笑，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我庆幸，在“非典”这场灾难过后，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活着，都健康地活着；我庆幸，在“非典”这场灾难中，我没有丧失一个普通公民的良心。

与人的生命相比，所有的金钱、地位、荣誉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