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上海复斯管理咨询公司研究并发布。）

从国家层面看，当前重点开展的科技项目主要有两大类：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后者是受到关注最多的，但从当前实践看，这类项目面临科研范式的异化、退化困境，并已明显影响到我国相关领域的科技发展速度。

从技术成熟度、制造成熟度等准备条件看，当前的两类项目“实为一类项目”

从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所涉及技术领域的准备状态看，包括技术成熟度、制造成熟度等，很多其实并无显著差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并非到了“以工程化研究为主、仅涉及少量应用研究”的阶段，反而是基础研究仍有较多空白、应用研究更是严重不足。换句话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在眼下也更多是基础研究项目。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仍区分为两类项目，主要是因国家或经济对其需要的紧迫程度不同，很紧迫的多立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相关研究参见《知识延伸：技术成熟度和制造成熟度》一文）。

当然，更多时候是围绕一个技术领域同时设立了两类项目，其中：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满足当前亟需，如选择开发较低一代的技术产品或者开展以核心技术部件外购为主的集成创新；基础研究项目则着眼长远，如聚集更先进一代的技术产品或者强调完全自主可控。——所谓“研发一代、储备一代”。

从当前国家需要与外部环境看，一方面亟需的低代技术产品其实并不“低”，相对于我们的技术准备状态而言仍很高；另一方面近年因外部相关限制措施不断增加，核心科技产品买不来、领军人才也引不来，原来可行的做法已行不通。这导致从现有技术成熟度和制造条件看两代产品都离目标很远，没有谁更成熟或更适合作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也意味着即便区分为两类项目组织实施，但从准备条件看“实为一类项目”（相关研究参见《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难点：面临“与当前科技创新任务无法匹配”的矛盾》一文）。

源于紧迫性而确立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科研范式选择极易错位

从具体实施过程看，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区别，不仅在于科研环节不同、成果要求不同、项目周期和经费投入不同，更关键的是在科研范式选择上的差异。

当前实践中比较普遍的科研范式有两类：正向研究（STE模式）和逆向研究（ETS模式）。其中，S指基础研究、定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科学研究活动；T指应用技术基础研究、试验发展等应用技术研究活动；E指工程化、产品化及其规模化等环节中的工程技术研究活动。

客观讲（名实相符情况下），两类项目在实施工艺上应采用不同科研范式：基础研究项目用STE模式，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用ETS模式。因为：在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条件下，采取ETS模式可在前向研究尚不充分情况下推进工程开发（在过程中可更有指向性的解决所欠缺的前向知识），且比正向研究更有效率，尤其是可以大幅缩短研发周期；反之亦然，如果前向知识准备很不充分，则逆向研究不仅毫无工艺优势反而会表现得更差，既无法快，又无法积累。

然而我国现在很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并非实际技术准备已经到了真正的工程化研究阶段或应用研究阶段，只是因为需要很紧迫、等不及所以才立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所以：从需要看，科研范式只能选逆向研究，这样才能快；但从技术准备条件看，却更适合正向研究。——也正是这种模式选择的错位，导致了后续面临的一系列实施问题（相关研究参见《从国家方案到集团实践：科技组织设计中的四类关系》一文）。

我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难度，比国外更大

由于当前的很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都是这种情形，所以与国外很多政府或企业同样采用逆向研究所开展的大型科技工程项目不同，我们的实施难度更大——在基础研究(知识的冗余性储备)很少情况下找到目标知识的概率很低。

此类项目的探索性程度并不会因有工程研究阶段的倒逼而降低，反而从不确定性角度看比纯粹的基础研究类项目还要高：因为它不仅要面对工程研究阶段自身存在的复杂性，还多了很多由于前期技术准备不具备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且各阶段之间的影响远比基础研究阶段不同专业间的相互影响更剧烈、需要响应和调整的环节与活动也更多。

相较而言，正向研究虽然也经常会变、程度也很大，但由于大部分工作都还处于原理、概念等探索环节，后续科研阶段并未实际开展，所以调整或反复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采取逆向研究模式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往往此时已投入很多人员和资源、实际开展了多个不同科研阶段的工作，所以任何调整或反复对工作体系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频繁变化无论对企业还是国家而言代价都太过巨大（相关研究参见《我国当前应学习美国的科研范式吗？——兼评“有根产业”与“苔藓产业”的科技创新》一文）。

当前科技攻关项目面临的实施困境：ETS科研范式要么异化，要么退化

上面谈的是，如果按照规范的ETS科研范式去做，我国将比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更多。实际上，很多项目在执行时并不会真正有这些困难，因为我们并不会严格的按ETS模式去做，而是：一旦遇到T或S，即遇到真正有难度的研究工作就会尽量选择绕开，尝试在E（工程化研究）层面寻求解决——主要方法是通过特例化等方式降低问题解决难度，当然这也必然缩小了最终成果的适用范围。

如某产品要求至少在1000摄氏度条件下使用，现有材料不能满足，而探索就需要攻关某项材料技术（T），这当然很难、时间也很长且还很不确定，于是把要求降低到800摄氏度条件下继续推进；在往后走的过程中又会遇到其它技术线上的障碍，当然同样很难解决，所以还通过“土办法”或缩小适用范围等类似方式解决……等到成果出来时，这个方案已经很特例化了，实践表现为很多项目看似出来了实际不能用——它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演示条件下使用或运行，其它环境或更丰富场景都严重超出其实际技术容许范围（相关研究参见《脆弱性管理：走出科研产出“零分子困境”》一文）。

当然，ETS模式本身的应有之意确实包含避开某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T和S，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利用已有积累避开研究“很不透”的领域或路线，在“较不透”的替代领域或路线上寻求突破，借此才能更快出成果，这也是该模式的优势所在。但现在我国实施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几乎到处都是很不透的领域和路线，客观上很难找到可以采用有效的特例化解决方式，所以如果按规范的ETS模式干、按科研规律走，就会遭遇ETS模式自身的工艺属性限制：即技术准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使用该工艺，时间其实也不短，且变化巨大、组织复杂度很高，甚至无论从时间还是资金投入看都比STE模式效率更低。

这导致我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在执行中实际遇到了一个困境：

- 如果能忍受或愿意接受它（实施时间甚至比STE模式还长），就变相走向了STE模式，因为过程中需要开展大量的S和T工作，而非简单在现有知识冗余性下进行少部分的填补性研究。这意味着虽然最初选择了并不适合当前客观技术条件的工艺模式，但如果真尊重科研规律，那么也是殊途同归，最终还是会走向正确的工艺。这是一种异化，即ETS变为STE，但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少见。

- 如果不能接受，实际做的时候就无法按科研规律走，实际只走E，不走T和S。由于这类项目的T和S储备其实都很少，也反过来导致真正可供E走的路也很少、很窄。这是另一种异化，即ETS退化为E，实践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相关研究参见《正向研究和逆向研究：冗余性与概率性改善是核心》一文）。

要走出困境，必须同时使用并结合好ETS和STE两类工艺

尊重科研规律就只能走STE模式，而它很难满足实践需要（周期太长），但降低要求就算得到成果也不能真正满足需要。从理论角度看，这意味着当前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困境已无法在两类基本科研范式的取舍上找到答案。

复斯专家认为：两类科研范式可以结合成更高级的科研范式，ETS模式实施在我国必须结合STE模式，否则就无法与我国现有的技术准备条件相匹配。当然二者的结合不仅对工艺模式（科研范式）自身的再设计、甚至创造性设计要求很高，而且对与之配套的组织工程和创新管理知识的要求同样也很高。然而，这也恰恰是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追赶的机会和空间所在，设计并构建满足我国实践现状的先进科研范式及其组织实施体系应当得到更充分的关注（相关研究参见《有组织的科研，特殊在对“变”的组织》、《科研工作体系的脆弱性与伪装性——亟待开拓的管理新视域》、《科研项目实施体系：三个维度与三种成分》等）。

****【上海复斯管理咨询公司/品科创说管理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