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这本书是2008年8月出版的，书上印的是9月1日出版，实际上8月底就开始在书店上架出售了。这一晃也过去整整5年了，5年前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清晰。

    书名最初是我起的：“中国人成才的障碍”，责编开始也没意见。直到最后开始设计封面的时候，责编才提出要改书名，说是美编认为书名应该改，至于具体改什么暂时还没想出来。当时我真怕他们想出特别落俗套的书名来，所以当责编把我起的原书名去掉了一个“的”、增加了“反思”两个字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尽管我认为加上这“反思”两字纯属画蛇添足，但为了避免被改成更糟糕的书名，妥协是必要的，毕竟改动不是太大。

    等看到这本书最终的封面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无奈、无语。只见封面上“反思”两个字极其硕大、抢眼，很显然，这“添”出来的“足”是在喧宾夺主。

    从作者与出版社的合作来看，一般来说，在文字内容上，出版社一方都会尽可能迁就作者，但在书名和封面上，作者一方就只能是尽可能地迁就出版社了。

    自从出了几本书之后，在书的质量方面，我“被”拥有了很多历史经验，最首要的经验是：几乎没有一本书是不出错的。书中的文字出错都可以算是小错，而封底出错应该算是大错，因为会影响书的分类；大小标题出错必定属于大错，因为错得太明显。

    对于这本书的校对，我是以8本书的历史经验认真叮嘱责编：文字上的小错难免，可千万不要在标题上出错！责编当时夸下海口：绝对不可能出错！别说大小标题，就连文字也不可能出错！等书印出来我一看，不但有好几处文字上的错误，而且第四部分的第一个标题居然少了一个字！那么大的标题少一个字，这错误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只能自嘲地说，很庆幸的是，我的书都没有在封面上出过错。

    书出版后，责编希望我能授权让新书上网，刚开始我不同意，觉得书一旦上网就卖不动了。责编说只是部分内容上网不会影响书的销量，并一再从促销角度说服动员我，总之，责编认为新书一旦上了网就能起到广告的作用从而达到促销的效果。

    我属于耳朵根儿比较软，容易被说服的人，尤其是在自己不懂的方面。我知道自己在书的营销方面毕竟是外行，所以犹豫了几天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尝试新生事物。然后在出版社给我的四份合同里选择了两：“腾讯读书”和“新浪读书”。我之所以选择这两家，仅仅是因为觉得这两家的合同从文字上看比较顺眼，确切地说，就是合同上没有什么招人反感的字眼。

    最后的结果真是没想到！“腾讯读书”把整本书的内容全部发到网上，“新浪读书”还算是守点规矩，但也发上网约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对于这个结果，出版社也没给我一个说法。该书在头2个月的销量相当可观，但很快就面临大量的退书。正如我当初所担心的：网上能看到的书，谁还肯花钱买！真是后悔不该听了责编的蛊惑。

    周围有朋友说，你应该向那两家网站以及出版社索赔，他们都有过错。我仔细想了想，这仗要是打起来，即使我打赢了也会伤得不轻，何况我当时也没时间、没精力做这件事情，最后我选择了忍气吞声，只当是我为网络读书人做贡献了。

    当时我之所以没时间没精力，是因为2008年的夏天有一件比这本书更令我悲愤的事情，儿子那年高三毕业参加高考，考分超过第一志愿学校录取分数线8分却落榜了！因为那所大学有着可恶的“15％的调档线”，高出分数线10分以内的考生都有可能落榜。在中国，连家里没考生的普通老百姓都明白，所谓的“调档线”其实就是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黑暗线，所有的黑箱操作都是在这“调档线”里进行。2008年的夏天是我们家最悲伤最痛苦的日子，那年暑假我把外出开会、旅游等类的活动全都取消了，每天守着儿子，生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有关这本书的事情我自然是根本顾不上。

    不过，我看到这本书在网上的版式都很糟糕，也没原书中的大小标题，很不像是完整的书。总之，网上的这本书看上去的感觉真是不怎么样。

    这本书的责编就是我在自序中提到的很多年前向我约过书稿的编辑，当我把这本书写完之后，在考虑出版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当年的约稿人。只是没想到的是，过了这么多年，这编辑已经换到另一家出版社，即从原来社科类的出版社换到了一家科技类的出版社。说实在的，当时心里也很担忧我这本社科类的书在非社科出版社出版的销路问题，而该编辑却斩钉截铁地断定：销路没问题，现在什么出版社都出社科类的书。但是，事实证明，出版社的类别对一本书的销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最近因为出版合同期满，我去出版社查问了一下库存，得知这本书已经没剩多少本了，算是基本上卖完了。还意外地得知，该书的残本居然有1千余，都是批发出去又退回来的残损书。还得知，我这本书的残损率在正常范围，比这个残损率高的书还有的是。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居然每本书都会有相当高的“正常残损率”。

    5年的时光足以带来很多的变迁。这本书的责编已经退休；该出版社的社科编辑部也已经被取消。显然，我这本社科类的书在这个非社科出版社出版已属该社历史篇章中匆匆翻过的一页。

    5年前充当悲情剧主角的儿子现在美国的一所常春藤大学里读研，他今年暑假刚在西雅图的微软总部实习了两个多月，不但挣了1万多美元，还获得了微软的赏识，毕业后即可去微软工作。说实在的，现在我觉得真应该感谢万恶的中国高考把儿子逼上留学之路。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人生中的悲与喜、成与败，需要时间来验证。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自序

    十年前，某出版社约我写本关于成功学的书，那时这类书还很少见，所以我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并拟定了一个写作计划，但当时正忙着写别的书，实在没时间完成这个计划，只能很遗憾地放弃了。一晃十年过去，终于有点时间了，忽然发现所有的书店都堆满了成功学的书。那十年前看着还挺不错的写作计划，如今只能扔掉了，因为这十年间已经产生了数不清的成功学高手，几乎个个都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既然有这么多人在谈怎样成功，那我还是换个话题，谈谈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当今盛产的成功高招还是不能帮助我们成功。

    总让我难以释怀的问题是：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刻苦最擅长考试的学生，这种优势为何没体现在世界科技水平的排行榜上？中国有那么悠久的文化却为何难以跨入科技强国的行列？诺贝尔奖为何始终与中国无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这么聪明的大脑又这么刻苦地学，并能在少年时代风光无限，却不能在成年后成为国际科技领域的大师？

    显然，对于成功，有比“聪明”和“刻苦”更重要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文化与教育太关注小聪明，忽视了培养个体成就大业的大智慧；学校教育以隐性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换来显性知识的高积累，而隐性知识的具备是成功的关键；高强的学业压力使个人早期形成的兴趣与特长受到压抑，使那些最适宜个人获取成功的成功基因发生畸变，原本是多元发展的诸多个体都被强行规划到同一种发展模式中，致使个体自身的一些天然的优势逐渐弱化。功利化的求学期使职业探索期开始得太晚；只重视生命的头三十年，使个体生命的有效利用率太低；每一代人其整个一生都在忙于生存而不是自我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在创新方面的代际积累和代际传递……

    中国人确实是个顶个的聪明，但合在一起的整体效力总是小于单项之和，国外的人似乎没我们聪明，但他们能够做到让整体之和大于单项之和。这是合作的问题，也是管理的问题。

    看我们的科研管理观念：宁愿让所有学术尖子冒不出来，也不能让一个庸才在学术界混得舒服。这样的管理观念暴露了我们缺乏立足于国际之林的学术抱负，管理的关注点不是放在如何让有才华的人在更自由宽松的环境里更容易出成果，而是督促那些不适合搞创造的人不要占着位子不干活。

    成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构成了成功的成本，也限定了我们走向成功的速度，并降低了我们实现成功的几率。我们走得慢是因为我们在走弯路，而我们不得不走弯路是因为所遇到的障碍太多。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当鸡头还是当凤尾、跑第一还是跑第二、选文科还是选理科、顾眼前还是虑未来，考大学是首选学校还是首选专业、选择职业是首选兴趣还是首选薪金，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一些需要我们搞清的更基本的问题：考试与能力，智商与情商，现在与未来、前瞻与后虑、成功机会与冒险代价；要精神满足还是物质满足；如何看待得失与成败、成功的标准是自我认可还是满足社会标准或实现他人的期待。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在了解社会、了解行业之外，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性格特征、兴趣范围、知识结构、能力倾向、职业意向，而且要了解文化对个人的深层影响，以及了解文化习惯、教育制度和教学体系对个人打下的人格烙印、思维烙印。

    对成功来说，具备什么能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搭配和使用自己所具备的这些能力。智慧意味着是否善于分配和组合自身资源，如何运用自身的智力、能力和知识来有效地学习、工作、社交和生活。自我开发的智慧反映在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设计、自我协调之中。 

                                        上官子木　2008年4月于北京　　　

《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上官子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