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最近大篇幅披露土地污染治理情况，总的意思是污染面积大，治理项目少，治理复垦覆盖面和力度差，投入少，难度大。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曾在2014年4月17日向媒体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那次调查根据“七五”时期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的点位坐标，开展了对比调查。结果表明，表层土壤中无机污染物含量增加比较显著，其中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40%。

情形不容乐观。不由联想湖南“镉大米”的频现，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吉水县等地区，因为农民所使用的化肥含有毒物质，导致数千亩水稻秧苗枯萎，上千户农民受损。号称“北大仓”的建三江，万亩水稻大地号，也面临地下水位下降，土壤成份变化的因素的干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为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高昂代价。一项政府调查显示，中国的耕地有很大部分遭受严重污染。过去30年来，中国农业掀起一场革命，粮食生产增加近一倍。中国依赖高产作物。为更多收获，农田使用过量化肥，且高达65%的化肥使用不当，河流和农田因此受污染，有毒物质留在土里。

在人们想象中，工业生产和城市化生活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因。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郑风田称，环保部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业是中国最大的污染源。未被吸收的化肥渗入地下水进入人们生活的水循环中。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如无改善，未来治污之路将非常艰难。

《人民日报》 2013年1月4日曾在头版头条报道，武汉赫山无奈“解毒”代价高昂，今天的生产场地不能再成为明天的污染场地，闹市地块荒废8年，原因是原先的“地主”是武汉农药厂的所在地，污染严重。

联想已经发生的土地污染的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前些年曾发生运往南方一个大城市的粮食被重金属污染的事件，究其原因种粮地块被重金属污染了，可谓“中毒”了。土地被“毒倒”，后果不堪设想，城市土地将失去经济和社会价值，造成巨额的损失。农村粮田被污染将对食品安全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

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毒大米一直到镉大米，还有苏丹红鸭蛋和带增白剂的面粉等等不胜枚举，一方面暴露出不法分子利欲熏心，道德缺失，伤天害理，另一方面也显示源头污染是食品安全的大敌。应按照国务院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也就是说食品质量安全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

治理食品源头污染，地方各级政府牵头，明确划分层级监管责任制。在田间地头，农业部门就要对食品质量切实负起责任，实行标准化生产，严格控制农药、化肥施用范围和剂量，控制药物残留，关停并转小造纸、小电镀、小化工等几小污染企业，严禁重金属污染，确保农产品绿色无公害。严格和细化奶畜养殖、生鲜乳、猪、牛、羊等活体收购以及乳制品等的生产、销售、出口等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管理责任。

在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收购、储存、运销过程中，粮食流通部门要负全责，单打单储单运，确保原粮无污染，质量安全。农产品涉及哪个部门，那个部门就要对质量安全负责。在粮食等农产品加工、成品销售环节，质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商、卫生等部门就要明确各自监管责任，一抓到底，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卫生。

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负总责，遏制土地和水资源污染，确保职能部门有效实施层级过程监管，形成上下联结，纵横贯通的，以各地政府为主，各职能执法部门分级分段负责，共同担当的土地、水资源、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管理体系。事前预防，监管到位，事后问责清楚、追溯有力，重典治乱，严惩不贷。

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土地、水资源等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建立、食品安全标准的修订完善，建议坚持政务公开原则，实施大气、水资源、土地等环境监测结果的公开，提高公众认知度。食品卫生质量标准制订过程也要全过程公开，重新梳理已有的各类食品安全标准，特别是速冻食品、方便食品、米面油制成品，所更新或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一致，同时紧紧结合国内的实际，与时俱进，做到科学、统一、效能、安全。

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最后赘述，土地、水资源、大气等保护，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降低标准，另立一套的现象时有发生，要加大土地、水资源、大气等环境监测，加大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监管力度，落实地方政府控制污染、食品安全责任，纳入科学发展观考核，一票否决。对破坏环境，对随意降低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无论是部门、单位或企业、个人都要从严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方略进行了总部署和新阐释，土地是“三农 ”的基础，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支撑，治理污染是后发优势，树立保护耕地，爱护土地，休养生息，依法用地，规范程序，确保永久农田长治久安，建设用地规范有序，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