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透露2014年一号文件将对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的自给率做出调整，其中正在讨论的三项主要数据是，口粮自给率基本达到100%，谷物自给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中国粮食总体自给率长期要保持在80%以上。

中央的政策很明了，小麦、稻谷口粮要确保百分之百的自给率，算上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基本达到90%以上，算上大豆（大豆应统计在粮食类）总体自给率要保持80%以上。

粮食自给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应对粮食安全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2011年当时泰国政府宣布一份向印尼出口30万吨大米的谅解备忘录作废，理由是该备忘录由前政府签署，其大米销售价低于泰国新政府向米农承诺的收购价。此举引起印尼政府的不满。之后印尼政府紧急与越南等大米出口国磋商，以弥补进口大米不够的缺口。

上世纪80年代印尼大米一度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进入90年代由于发展工业，加上人口的大量增加，国内满足不了需求，只好大量进口大米。

   正如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名誉会长白美清所说，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可以概括为两稳定一下降，粮食生产稳中有升，粮食市场稳中有升，一个下降就是我国粮油自给率下降。2011年降至不足90%,一方面说明城镇化步伐在加快，生活水平在提高，粮食的刚性需求在增加，粮食生产在10000个亿左右徘徊，粮食进口大幅度增加。

以至于自2012年年以来境外个别媒体揣测中国粮食安全“红线”松动，《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记者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采访，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基本的结论是粮食既有进口，也有出口，进口不是为了满足口粮需要，而是工业、饲料用粮等多样化消费需求，增加进口还与利用国际粮价走低购进有关。

说句实话，粮食自给率的红线的确突破，这是不容置疑的，进口近6000万吨的大豆，以及近1500万吨左右的小麦、大米、玉米 ，中国2012年的粮食进口总量（包括大豆）已达7236万吨，这还是海关统计的数字，还不算走私进口的粮食。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调剂也无可厚非，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玉米大量出口，适量进口加拿大或美国小麦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品种调剂，我国已从粮食进出口摇身变为粮食净进口国，粮食进口量不可谓不大，仅此一项相当于在国外屯田4——5亿亩，数字惊人，不得不反省反思。
 
   不是危言耸听，是迫在眉睫，粮食的刚性需求与刚性制约因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参考消息》曾在2011年4月21日载，美国媒体报道，耕地遭侵占威胁中国粮食安全，文章称从1996年国家第一次土地详查时到2008年，中国的耕地共减少833万公顷。现在耕地已经减至1.2亿公顷（18亿亩）这一政府设定的“红线”。

粮食自给率降低的表现是粮食调出省减少，从过去的13个减少到现在5——6个。当前不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销区，农民种粮积极性都不高，调出粮食的省区逐渐减少。地方政府事实上以“招商引资”为重中之重，占用耕地搞建设，忽视农业和粮食的思想很普遍，“地方依赖中央，销区依赖产区，居民依赖市场”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地方是“口号农业”，无序占用耕地的现象并未停止。这些问题不解决，农业和粮食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历史经验证明，粮食如果掉下去，几年十几年都翻不过身来。所以，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要下真功夫把粮食生产和流通抓好，端住端稳自己的饭碗。实际上耕地减少和干旱已经还以颜色，今后粮食生产的增长空间和难度异常大，要达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5.4亿吨决非轻而易举能办到的。而粮食的需求则呈刚性增长。“十二五”末，人口将达到13.9亿，城镇人口将占一半以上。粮食的需求年年增加。产需、供求出现的缺口主要依靠挖库存和进口来补充调节日益困难。原先三大主粮中稻谷偏紧，现在粳稻、优质小麦、玉米等均出现了偏紧的苗头，粮食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搞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政策的顶层设计。国家旨在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主产区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全国提供稳定的商品粮源。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确保稳定现有自给水平，坚决防止和纠正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倾向，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强产销衔接，完善粮食储备，提高保供稳价能力。
 
   应以粮食立法为基准，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目的，以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和利益为归宿，明确粮食流通政策措施，发挥好中储粮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两个积极性，调动中央和地方抓粮促农保安全两个积极性，二者不可偏废，把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明确为最低收购价收购主体，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监督检查主体，实行在地检查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加强粮食宏观调控，正确引导粮价趋于合理空间，立足粮食供求紧平衡，确保国内粮食安全。

在本文结束时说，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次次教育警示我们，面对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弱质性，粮食消费的刚性增长，粮食市场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周期性，粮食宏观调控须臾不能离开，继而我国建立长久完善独立的粮食行政管理机构是战略性的选择。如何提高种粮农民收益，调动粮食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迫在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