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倘若打开“百度”搜索“命运”的释义，那可是洋洋洒洒，目不暇接。其实，“命运”的界定很是简洁明了，即：“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两者组合在一起，即是某个特定对象于时空转化的过程。谈论“命运”，似与崇奉迷信并不搭界，却是人生选择的题中之义。由此，我颇为激赏安德鲁·所罗门对“命运”的诠释：“人这个生物体是一连串自我，你必须选一个或换另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们永远逃不出选择。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选择——每一天的所有选择上。”（《走出忧郁》第十二章《希望》）

人活在世上，要有坐标，要有定向，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不然心高命蹇，徒劳空耗，人太倦，意常乱，心更累。定位，与其说是自我设计，不如说是命运的安排。有些人明明是打铁的料，却朝思暮想舞大刀；功夫显然水中好，却想陆上草莽逞英豪；当个兵还差几毫，当不成元帅还自叹倒霉；“生在地上要登天，做了人类要成仙”……好高骛远的自我定位，往往会遭到命运的捉弄。而平凡、简单、淡然，未必志向不高，更非苟且偷生。我国翻译界新秀郭晖在命运安排与人生选择上作出了表率。12岁那年因误诊延误治疗而导致高位截瘫，夺去了行动自由。但她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我只有接受命运的安排。身体是改变不了的，但要改变能改变的状况。”25年来，她以惊人的毅力，在病床和轮椅上坚持自学，读完了中小学的全部课程，在取得大专学历后，又继续奋进，获得了本科、硕士学位，写出了题为《诗歌翻译的韵律问题》的硕士论文。2003年考入北大英语系读博士，翻译了多部外文著作，声名鹊起。

虽说我已年届七秩，往事淡忘甚多，但七八岁的一件事却记忆犹新，因为它增进了我对“命运”的理解：那天，我和兄妹一起在花园里玩耍，发现已裂缝的茧子中，蝴蝶正在痛苦地挣扎。我们于心不忍，便拿了剪子把茧剪开，帮助蝴蝶脱茧而出。可是，它因为身躯臃肿，翅膀干瘪根本飞不起来，不久便死了。何以故？现今思来，蝴蝶在茧子里痛苦地挣扎，这就是它的命运，你人为剪开茧，看似帮忙，实为悖逆，它的脱茧而出，即刻为命运所扼杀。其实，一个人在直面命运安排时亦如此。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他的生存在于选择，然而又面对无可选择的世界。因此，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你如何去回应和面对。对生活的掌控，从调整态度开始，将生活调到自己最舒适的频道，才清楚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著名的奥地利精神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是二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奥斯维辛的一名俘虏，《活出意义来》一书是他对集中营历练浩劫的描述，着眼于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的关注。书中反复强调：“无论处境多么悲惨，我们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这正是他在牢狱生涯里发明“意义治疗法”的精髓所在。“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财产”，这种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危、困顿和死亡。

那么，接受命运的安排，是否就是消极无为，逆来顺受？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在《自由与命运》一书中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他认为命运隐含着“朝向某个目标”的意思，其中包括：一种是方向，一种是要达成目标的计划或设计。由此就突破了“注定的东西”的局限性和天赋模式。面对“命运”的积极反应方式是：介入自己的命运；毫无保留地面对和挑战自己的命运；以创造的勇气做各种有益的尝试，不断地发展自身的存在感。这种人生选择必然趋向于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这里不妨列举史蒂夫·乔布斯是如何在厄运中转运的。他生前曾对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及了自己的三个真实故事：从贵族学校自动退学、被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开除、被医生诊断罹患胰脏癌。碰到厄运，他的口头禅是：“这是我最棒的！”退学是最棒的决定，因为后来转学，投入了真正有兴趣的学科；开除是最棒的遭遇，因为他后来重新创业，推出了《玩具总动员》；患癌是最棒的提醒，因为后来手术成功，使他更了解生命的真谛。遇到不如意的事，都能敢于直面，有积极的想法和行动，让自己在步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时，寻求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

卡夫卡在1921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此言昭示：接受命运安排，不能身陷绝望；人生选择亟需有所作为，健康向上。